在我去湄河中学任教之前，梨花洲上发生了一场水灾。

    我们住的梨花洲，与湄河县城隔水相望。所谓洲，其实只是由泥沙堆积成的一片狭长地带，平时枯水季节，洲与河岸是连在一起的，只在每年的春夏之间，因河水上涨，靠河岸的一片洼地被淹没在水中，这片狭长地带就变成了洲。

    洲之所以被称之为梨花洲，是因为在洲的北端，种植了很多梨树。听父亲说，梨花洲原是个荒洲，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在明末清初之际，先人们为躲避战乱，从山西南迁到了这个洲上，为改变洲上的居住环境，在开垦荒土的同时，也种植了大量的梨树。

    涨大水那天早晨，我还在床上睡觉，猛然听到福嫂在外面喊，涨水了，涨水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赶紧跑到门口去看，只见眼前一片汪洋，洲上大部分土地都淹没在河水中了，长工老金站在台阶上，用一根棍子在水中比试了一会，抽出来看了看说：“还在涨，又涨了一寸。”老金原是渡口的艄工，也是本族中人，为人老实厚道，忠于职守，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半夜三更，只要有人喊过河，他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渡船撑过去。他的报酬则由父亲负责，但并不实际付给他工钱，而是租了五亩田让他种，不要他交租罢了。老金后来年纪大了，耳朵有些背，听不到对岸的喊声，便由他儿子顺生接了他的手。但老金对父亲说，他耳朵不行了，种田还行，所以，父亲又叫他到家里做了长工。

    河水已经涨到了门前的阶基下，眼看就要漫上阶基，涨到院子中来了。

    父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布长衫，手里拿着根铜烟杆，望着满河的大水，显得忧心忡忡。他吧达吧达抽了几口烟，磕掉烟灰，叹了一口气，对站在身边的母亲说：“今年只怕又没什么收成了。”

    “仓库里还有几十担粮食，总能应付过去。”母亲宽慰他说。

    “我们能应付，那些佃户吃什么？”

    “涨水了，上面总会想办法。”母亲说。

    “现在兵荒马乱的，上面哪还会管这些？”父亲不无忧虑地说。父亲因为当了乡长，他担心受了灾的百姓会要忍饥挨饿。

    在他任乡长的这两年，称得上风调雨顺，除了征收应征的捐税之外，从不额外生事，所以一乡百姓赖以安居乐业，东河境内秩序井然。父亲虽然没有进过新式学堂，但读了近十年的私塾，而且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酷嗜诗书，手不释卷，以至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待人接物，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一种读书人的宽厚，谦和，同情弱者，与人为善。在他身后的客厅中挂着一副清末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手书的对联：

    布衣蔬食，耕读传家，百代堪承。

    行善积德，忠信为宝，千秋可法。

    这幅字不仅是父亲一生的挚爱，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老金说，他在洲上住了几十年，第一次看见湄河涨这么大的洪水。

    吃过早饭，父亲要老金的儿子顺生撑着渡船将他送过河去，他要到乡政府去组织救济灾民的事宜。我因为闲着无事，想跟他一块去，便对他说：“爹，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父亲正在换套鞋，看我一眼，嗯了一声，说：“你也换双套鞋。”

    我换过套鞋，跟他一起上了船。

    顺生小心地撑着船，慢慢向岸边驶去。顺生年纪跟我差不多，小时和我一起上私塾，因为穷，上了两年便辍学了。顺生象他父亲一样，做事踏踏实实，因为长年在河中撑船，风来雨去，全身晒得象黑炭一般，他穿着件蓝布短袖，站在船头，撑着一支长篙，两只大手十分粗壮。父亲坐定之后，问顺生：“你家的田没事吧？”

    “还好，只淹了那块小田。”顺生一边撑着船，一边答道，“两块大田，都没有事。”

    “那就好，今年吃饭没有问题。”父亲庆幸地说。

    船在洪水中行走，水面上不时漂下来一根木头，一头死猪，突然看到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我以为又是一头猪，漂近了，却发现是一具死尸，穿着一身花衣服，可能是个女的。我指着尸体对父亲说：“你看，一个人。”

    “真是作孽。”父亲叹了口气说。

    “时不时看得到有死人漂下来。”顺生说。

    河岸边站着一些农民在指指点点，似乎在议论着什么。小船靠岸后，父亲跳上岸，回过头来要牵我的手，我说没事，也象他一样跳到了岸上。佃户楚怀贵从那群人中急急忙忙地走过来，焦急地对父亲说：“德叔，我正要去找您。”楚怀贵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论字辈是我的堂兄，这十多年中一直租种了我家五亩多水田。

    “找我什么事？”父亲问道。

    “你看我租的那几亩田，全部被大水浸了。”楚怀贵指着河边被水淹了的几亩稻田，满脸愁容地说。

    “今年只怕收不到谷了。”父亲看了看说。

    “就是罗。”楚怀贵附和道。

    “今年的租谷就莫交了。”父亲说。

    “我就晓得德叔是个好人。”楚怀贵见免了他的田租，马上转忧为喜地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讲，她还不信。”

    “家里还有谷没有？”父亲问他。

    “怕还熬得几个月，年底会要去讨米。”楚怀贵又变得忧虑起来。

    “到时总会有办法。”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硬是捱不过，从我这里借点谷去。”

    楚怀贵听说父亲答应借谷给他，又变得高兴起来，连连搓着手，重复了一句：“我就晓得德叔是个好人，出来的时候我就跟老婆讲，德叔会免了我们的田租，她还不信。”

    “你回去跟你老婆讲，要她莫急。”父亲说。

    “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楚怀贵高兴地说，“早两天我照了几斤鳝鱼，等下我就送到您家里去。”

    “鳝鱼留着自己吃。”父亲笑道。

    “有大半桶，吃不完。”楚怀贵心情轻快地答道。

    我们继续朝乡政府的方向走去，快到镇上时，突然听到一阵女人的嚎啕哭声。父亲听了听说，肯定是谁家死了人。我还将信将疑，但走近一个屋场，果然看见门前的坪里摆着两具尸体，都用黑布盖着，房子的后墙塌了一截。坪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在不停地哭喊着，周围站了许多邻居，有人想把她拉起来，劝她不要哭了，可是刚拉起来，她又坐了下去。

    村长认识父亲，赶紧走过来，父亲问是怎么一回事，村长说昨晚山洪爆发，早晨两点多钟的时候，冲垮了她家的一堵墙，压死了她婆婆和小女儿。女人的丈夫听说乡长来了，赶紧走过来磕头，父亲一把将他拉住，说：“不要磕头，不要磕头。”

    那个女人听说乡长来了，似乎哭得更加厉害了。

    父亲叹息了几声，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交给女人的丈夫，说：“天气热，赶紧把死者埋了。”

    男人接过银元，点了点头，说：“准备明天就上山。”

    父亲跟村长交代了几句，便领着我一起继续往乡政府赶去。快到东河镇时，我问父亲：“这家人垮了房子怎么办？”

    “房子垮了只能由他们自己想办法。”父亲说。

    “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问道。

    “你不知道现在乡政府有多难。”父亲颇有些无奈地说，“上面只管收捐收税，收的捐税，全部交上去了，留在乡政府的少得可怜，连工资都发不出。在乡政府做事的，都是些普通人家，要靠工资吃饭。他们领不到工资，就想办法去搞钱，你不让他们搞，就没人愿意来当差；你让他们搞，老百姓有怨言。”

    “这么多人家受了灾，那怎么办？”

    “乡政府能做的，是尽量不饿死人。”父亲说。

    我和父亲在乡政府呆了两天，还到附近的两个村子去察看了灾情。到第二天，各村陆陆续续将灾情汇报了上来。全乡共有十几个人死于洪灾，几十户人家垮了房子，靠近河边的大部分田土，禾苗被洪水冲毁，已经颗粒无收。父亲赶紧向县政府打了赈灾的报告，希望县里能有救灾款拨下来，可是报告打上去了，没有任何回音。父亲知道等不到结果，便将各村的大户人家召集到一起，商议救灾事宜。父亲提出每家大户按田亩数捐赠粮食和棉被，并承诺带头捐粮三十担，棉被十床，银子五十两。大多数大户人家都表态支持，可是有两户提出了异议，一户说他们那地方没受灾，没有灾民要救济；一户说他自己家里也遭了灾，淹了几十亩稻田，捐不出粮食来。父亲说不捐可以，如果有灾民到你们家里去吃大户，就莫怪乡政府不管。那两户人家便不说话了，事后还是勉强捐出了十几担粮食。

    在父亲的发动下，东河乡基本上做到了让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被子盖。

    父亲虽然带头捐粮捐款，带头减免佃户的租金，但仍因征收不力，受到范县长的严厉呵责。

    湄河县沿河的乡镇大都受了灾，本应减捐减税，可是范县长是个武人，全无半点恤民之意，在大灾之年，不仅没有任何减免，反而以筹集军粮和国防建设为名，在正常的捐税之外，新增了好几个名目。

    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任务分派到各个村去，但毕竟农民的承受能力有限，再加上受灾严重，吃饭都成问题，哪还有余钱余米交捐纳税？可范县长十分蛮横，勒令各乡不交税，就抓人。父亲只好带着保安队去各家催捐，甚至还绑了两个拒交的农民，可是那两个被绑农民的老婆，带着几个小孩哭哭啼啼跟在后面，快要走到乡公所时，父亲心一软，又将他们放了回去。

    因为父亲的宽厚，东河乡成了全县的落后典型。范县长在大会上责骂父亲是“妇人之仁”，是饭桶，并扬言完不成任务，就先拆了你家的房子。父亲挨了责骂后，回到家里，闷闷不乐，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磨墨写字，写过的宣纸堆满了一地。母亲见他脸色发黑，郁郁寡欢，问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这乡长只怕是当不下去了。”

    “你又没做错事，怎么当不下去？”

    “完不成任务就要拆房子。”

    “那你先把别人的房子拆了。”

    “你这是什么话？我楚某人下得这个手？”父亲不满地看了母亲一眼说。

    这一年冬天，因为受了灾，乞丐比平时多了很多。老金看见来了乞丐，总是吆喝着把他们赶走，吆喝不走，就威胁着要放狗，乞丐看见门口拴着一只大黄毛狗，便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有次父亲在家，看见老金赶乞丐，大声对他说：“老金，给他碗吃的。”

    老金说：“我怕他们知道老爷好，会一路路地跑过来。”

    父亲说：“他们也是可怜人，不然，哪个愿意出来讨米？”

    父亲说这话时，声音小了很多，估计老金没听到，所以他站在那里没有动，福嫂听到了，赶紧进去盛了一碗米出来，倒在乞丐的布袋中。

    五十老倌是洲上的常客，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到洲上来一趟。五十老倌腿有些瘸，拄着根拐杖，走路一拐一拐的，肩上背着个白色布袋，上面布满了油渍，已经又黑又脏。五十老倌是郭家湾人，早些年也还算殷实，家里有十几亩田，因为儿子郭四满不争气，喜欢打牌赌钱，没几年时间，就把十几亩田输了个精光。他长年不落屋，对父亲五十老倌也是不管不顾。前几年，五十老馆还在外面打点短工，混口饭吃，现在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只好四处乞讨。

    因为是熟人，父亲总是留着他扯扯闲谈，吃过饭，还让他抽袋烟，再叫福嫂盛两碗米过来，倒在他那个又黑又脏的布袋中。那年冬天，外面下着大雪，老金打开槽门的时候，看见梨树底下堆着一堆黑影，走近去一看，竟是一个人倒在地上。回来告诉父亲，父亲让他把那人背到院子里。放到椅子上一看，竟然是五十老倌，大约是走到洲上又冷又饿，晕倒在雪地里。父亲略懂医术，让老金把五十老倌安顿在厢房中，给他把了把脉，开了一张药单子，叫老金去镇上检了几付药，回来熬好灌了进去，只吃了一碗药，五十老倌便苏醒了过来。

    “这么冷的天，你还出来干什么？”父亲问他。

    “没吃没喝的，家里怎么呆得住？”五十老倌叹了口气说。

    “你在这里住几天，把病养好了，再回去。”

    “这怎么要得？这怎么要得？我现在就走。”

    五十老倌掀开被子，硬要起身回去，父亲按着他的身子说：“你这样子怎么走得？再倒在地上，就没命了。”

    “我这老不死的，死了还干净些。”他嘴里虽然这么说，但还是在床上躺了下来。

    五十老倌那次在我家住了两天，到第三天，天气放晴了，雪已开始融化，他无论如何要回去了。临走时，父亲叫福嫂盛了几升米放到他布袋中，又拿了件旧棉袄，叫他穿上，五十老倌一边穿着棉袄，一边抹着鼻涕，满怀感激地说：“德老倌，你还救了我这条命干什么？就这么死了多好，一了百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父亲磕了磕烟筒说。

    父亲因为征收不力，不仅受到范县长数次呵责，到年底还受到记过处分，父亲一气之下，递上一份辞呈，回家种田来了。

    父亲拥有的土地，都是从祖父手上继承下来的。祖父一生吃苦耐劳，省吃俭用，费尽心血积攒了上百亩的土地。父亲却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在经济上懒于算计，再加上乐善好施，所以他当家以后，再没有添置任何土地，在我被抓那年，还出售了十几亩水田。这些土地除租了几十亩给人耕种外，家里还请了两个长工。父亲辞职后，又象过去一样亲自干起了农活。

    农闲时节，父亲仍然耽于读书写字。父亲的书房就在客厅旁边，布置得精巧洁净，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张书桌，书桌上除笔墨纸砚之外，还堆着一叠他常看的书，我印象中的有《词源》，《随园诗话》，《唐诗别裁集》，大抵都是诗词一类的书籍。书房的门板上钉着一块他自己雕的木牌：“梨雨轩。”这是他给书房取的名字。与门相对的墙上，挂着一幅对联：“千树梨花一壶酒，半洲杨柳数行诗。”这幅对联，是父亲自己撰写的，字体刚劲清瘦，棱角分明，颇似柳字。父亲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律诗和对联，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一幅了。

    父亲颇以为能过一种与世隔绝、清静自在的生活，可是随之而来的巨大变革，将这种旧式的文人生活理想，铲除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