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湄河后，本想按父亲说的，不再去参加地下活动，安分守己地当好自己的老师。可是和钟鸣的一次谈话，又让我改变了主意，他说现在政府这么腐败，如果都象你这样明哲保身，对国家的前途漠不关心，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他的这番话又让我变得激动起来，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的前途努力做点什么，尽一个读书人应尽的责任。钟鸣答应通过省城的组织关系，让我和中共湄河县城工委接上头。没过多久，他就写信告诉我，最近会有一个叫老张的同志前来找我，暗号是你最近是不是得了痢疾，我的回答是有一个星期了。

    老张是湄河县城工委书记张以诚，三十来岁，体形魁武，方脸阔耳，天庭饱满，剃着个平头，看上去精明强干，公开身份是济民诊所的医生。他来找我的时候，戴顶毡帽，背着个药箱，在我的宿舍门口望了望，问道：“最近这里是不是有人得了痢疾？”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是个招揽生意的游医，正想回答没有，突然想起钟鸣的话，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一个星期了。”

    张书记走进来，握着我的手悄声说：“怀南同志，我是老张。”

    我赶紧把他让进屋中，关上门，拉上窗帘，两个人坐在床上交谈了起来。张书记是个很健谈的人，从全国形势，谈到湄河的情况，他说解放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现在湄河特需要象你这样有知识的年轻同志，为接管湄河作好准备。他要我在湄河中学发展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加入到党组织中来。

    我仿照郭昭正老师的做法，在湄河中学成立了一个学习组织，取名“青年学习会”，将平时一些倾向进步的老师和学生都动员到学习会来。当时有个国文老师叫曹锦轩，年纪跟我差不多，为人正派，也敢讲真话，所以我第一个就找了他，我刚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他立马就表示赞同，还说要发动一些学生加入进来。永玉所在的育才小学离湄河中学不远，只有十几分钟路程，我跟他一说，他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青年学习会每个星期组织一次学习，先后学习了《共chan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很多学生象我当年一样，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倍感震惊，对未来充满着向往。永玉说他看了这几本书，非常激动，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这些理论太符合中国的实际了，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可一直是在暗中摸索，没有找到前进的方向，读了这些书后，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里比过去亮堂多了。

    “你认为共产主义能在中国实现吗？”他问我。

    “当然能。”我当时和很多投身革命的年轻人一样，对这一点几乎毫不置疑。

    张书记给我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做湄河保安大队的策反工作。

    我接下这个任务后，颇觉为难。因为保安大队，并无可靠的下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回来后，我跟永玉商量，问他保安大队有没有熟人，他说有个堂兄在保安大队当炊事员，无职无权，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

    正当我感到茫无头绪的时候，姐夫黄克俊到我这里来了一趟，姐夫在东河开了家百货店，他是到城里来进货的，顺便来看看我。

    我问他保安大队有没有熟人，他爽快地答应道：“有啊，黄在觉我喊堂叔。”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地叫了起来，黄在觉是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能跟他直接碰面是再好不过的了。我问他：“你能不能带我去拜访一下？”

    “当然可以。”姐夫本是个热情好事、喜欢交游之人，听说要去拜访黄队长，也不问缘由，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明天我就去请他到兴福楼来喝酒。”

    “兴福楼很贵。”我说。兴福楼是湄河县城最好的酒店，而姐夫这几年的生意并不景气。

    “一点小钱。”姐夫颇不在意地说，“你不要管，我来安排。”

    我以为姐夫是吹牛皮，没想到第二天中午，他果然把黄队长请到了兴福楼。黄队长已有五十多岁，条形脸，留着撇胡子，姐夫看见他来了，赶紧起身去迎接，很亲热地叫着叔叔，看样子他们关系很好。黄队长见了我，只是冷淡地打了声招呼。酒酣耳热之后，我故意把话题引到时局的变化上，他的情绪变得有些悲观，说国民党只怕支撑不多久了。

    我暗示他是不是可以弃暗投明时，他马上变得警觉起来，突然拨出枪，放到桌上，眼睛冷冷地看着我说：“这位小弟，你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姐夫赶紧打圆场，说：“怀南年轻气盛，少不谙事，说了几句酒话，叔叔你大人大量，莫跟他一般见识。”

    我按住姐夫，说：“今天没喝多少酒，我是给黄叔叔分析形势。国民党已经到了这个份上，陪着它一起去送死，值不值？”

    “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相信你？”

    “黄叔叔不必生气，我也只是个人之见，您是见过世面的人，晚辈说错了，您莫计较。我敬叔叔一杯酒。”我端起酒杯，站起来给黄队长敬酒。

    我本想在席上量明自己的身份，但看他拔枪的样子，又不能确切知道他的态度。

    饭后，我要姐夫留下来，再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次，如果愿意起义，我可以牵线搭桥。我自己先回去了。

    从酒楼出来后，我本想直接回宿舍，可是又担心黄在觉顽固不化，如果知道我是共chan党员，一定会来找我的麻烦，想想还是回避一下的好，就转到永玉家里去了。我把我的担忧跟他说了，永玉想了想，说现在形势发展得这样快，每个人都在考虑何去何从，就算他再顽固，把你抓了起来，也改变不了目前的局面，反而断了自己的后路，我想他应该不会轻易动手，何况你们还有点亲戚关系。

    他说的虽不无道理，但我仍然放心不下，过了半夜才悄悄回到家中，进门前小心地看了看四周，进屋后我没有开灯，就连衣躺在了床上，以便随时可以逃跑。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迷迷糊糊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过来。我迅速翻身起床，刚把鞋子穿在脚上，准备从后面跳窗逃出去。

    “怀南，是我。”听到姐夫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

    “怎么样？”一打开门，我就问他，还下意识地往外边看了看，见没人跟着，才放下心来。

    “他答应考虑考虑。”姐夫说。

    “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有什么好考虑的。”我有些失望地说。

    “他有家有室，当然要考虑。不象你一个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姐夫跟我解释说，他昨天之所以把枪拔了出来，装作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是因为不明白我的底细，担心我是军统特务来试探他的。我苦笑了一声说，黄队长做事真是很老练。

    我去跟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情，张书记很镇定地说，黄在觉迟早会醒悟的，跟着国民党只有死路一条。你现在不必去理他，到时他自然会来找你。

    张书记交给我的第二个任务是保护好湄河纱厂。

    国民党330师在撤退之前，要把纱厂的一批军服和棉被烧掉，并且要毁掉厂内的机器，张书记要我去厂里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斗争。

    纱厂老板王瑞祥是仲甫的父亲，所以我和永玉决定先去找仲甫，要他带我们去见他父亲。

    湄河纱厂在县城的东边，已经接近郊外了。纱厂原本只是东河镇的一家小作坊，后来搬到了县城附近，仲甫回厂里做事后，这两年果然发展得很快，工人从几十人一下子增加到了一百多人，成为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我们进到纱厂时，发现工厂已经停工，只有几个值勤的工人在厂门口转悠，看见我和永玉进来，就警惕地看着。

    我问仲甫在不在厂里，一个工人指着离大门不远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说：“在那里面，一楼右边，打开门的那间。”

    我们走到门边，仲甫正坐在里面打算盘，仍然西装革履，穿得一丝不苟，我敲了敲门，他看都没看便说了声：“进来。”

    “好大的架子。”我揶揄道。

    他这才转过脸来，看见是我和永玉，惊讶地站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不知道是你们。真是稀客，快请坐，请坐。”他指了指旁边的两张沙发说，“我叫人倒茶过来。”

    他朝隔壁喊了一声，便有一个小伙子端了两杯茶过来。

    “今天什么风把你们刮了过来。”仲甫坐到我们对面问道。

    “来看你这个大老板。”我说。

    “什么大老板，做点小生意。”

    “今天厂里怎么稀稀拉拉的？”永玉问道。

    “唉，最近被弄得焦头烂额。”仲甫说到厂里的事，便显得情绪低落。

    “听说国民党要你们把机器砸了？”我趁势提到了这个问题。

    “是啊。”仲甫有些气愤地说道，“330师刚到湄河时，就交代纱厂30天之内，必须制作一批过冬的军服和棉被，答应交货时付款，我们紧赶慢赶，现在军服和棉被快完工了，部队不仅不付钱，还下令要在9月1日之前将这批军服和棉被予以烧毁，把机器毁掉，我们还欠了人家几百万的货款和工人的工资，你要我怎么跟人家交待？这么多工人要吃饭，我怎么跟他们交待？”

    “你们不烧呢？”永玉问道。

    “不烧，他们就说你私通共fei，就要抓人。”

    “今天我们来，正是为了这件事，看能不能帮你们想点办法。”我把事情点明道。

    “你们是共……?”他听说我们可以想办法，眼睛为之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欲言又止。

    我和永玉会意地笑了笑。

    “有你们帮忙，那就有办法了。”他高兴地站了起来，问道，“你们打算怎么搞？”

    “组建护厂队，发给工人武器，如果330师派人来烧东西，我们就发动工人进行抵抗。”我提议道。

    “他们开枪怎么办？”

    “我们有一百多工人，谅他们不敢开枪。”永玉说。

    “也只能这么做了。”他指了指楼上说，“我去跟我爹说一声。”

    他把我们带到二楼他父亲的办公室。他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个头也差不多，只是他西装革履，他父亲却是一袭长袍，两个人站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反差。

    仲甫跟他父亲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以为王老板也会同意这样做，没想到他沉吟了半晌，显得很犹豫。

    “爹，你看这样做行不行？”仲甫问他。

    “万一，万一国民党说我们私通，私通，怎么办？”他本想说私通共fei，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说出口来。

    “王叔，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支持不了几天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入湄河。”我开导他说。

    “我是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王老板仍然有些担心。

    “先把厂子保下来再说，厂子烧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仲甫有些急了。

    “你们看着办吧。”王老板想了想，对我们说。

    我们回到仲甫的办公室，商量怎样组建工人护厂队。当时工人都已经停产回家了，我要仲甫重新把他们召集回厂，我和永玉给工人们上了一课，现在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做着垂死的挣扎，妄图破坏我们的城市和工厂。工厂是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了工厂，我们就面临着失业和饥饿，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希望工人们组织起来，主动担护起护厂的使命。工人们听了后，群情激昂，一致表示人在厂在，要跟国民党斗争到底，并且马上选出了几个为头的负责人，组建了护厂队。

    那段时间，我要永玉坚守在厂里，他后来跟我说，9月1日上午，330师派了一个班过来，威逼王瑞祥把军服烧毁，工人们听到消息后，一百多人迅速围了过来，不让士兵进入仓库，有的还手持大刀，梭标，鸟铳，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那几个士兵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开枪，最后灰溜溜地走了。没几天330师就撤出了湄河。

    330师刚一撤走，城内出现了短期的混乱，一些街头混混趁机混水摸鱼抢劫店铺。大部分商店害怕被抢，都关门停止了营业，街上也见不到几个行人。正当我们为城内的秩序犯愁时，姐夫找到我，说黄在觉答应起义，我听了十分兴奋，赶紧报告张书记。张书记倒显得很冷静，问我：“你当面跟他谈了没有？”

    “没有，我姐夫牵的线。”

    “你再当面找他谈一次，把我们的政策跟他交待清楚，要他做好解放前的治安工作。”

    “好的，我这就去找他。”

    临走时，张书记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这事干得好，立了大功，可以保证湄河顺利迎接解放。

    我马上去了黄在觉办公室，结果碰到范县长也在那里。看到范县长，我变得疑惑起来，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黄在觉见我来了，悄悄走出来，跟我说，你来得正好，范县长想拉他上山打游击，范县长是我的上级，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说，你既然决定起义，就不能再听范县长的了，你要果断行事，绝不可模棱两可。黄在觉点点头，说他知道怎么办了。

    黄在觉进去后，随即把自己的亲信都召集了起来，公开表示他不会上山打游击。他的一个部下甚至要把范县长抓起来，范县长见势不妙，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只身逃离了县城。他离去的时候，我正好坐在保安大队的门卫室，看到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想这个人在湄河当了几年县长，向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为所欲为。一个失去权力的人，就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形状和活力。

    在回来的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学唱革命歌曲，《东方红》，《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而就在前几天，这些曲子还是完全被禁唱的，谁唱谁就有被砍头的危险，可现在，这样的歌声不绝于耳，每个人显然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等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解放军进城后，对保安大队进行了收编。愿意留在部队的，可以继续留在部队，不愿意留在部队的，发给回家的路费。队长黄在觉因为没有给他安排职务，所以他没有留在部队，而是回竹园老家去了。

    随同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南下干部工作队。当天张书记代表湄河地下党组织和他们接上了头，根据湄阳地委的指示，组建了新的湄河县委和湄河县人民民主政府，从山西过来的武健担任了第一任湄河县委书记，张书记则担任了第一任湄河县长。武书记属典型的北方人，个头高，块头大，四肢粗壮，话语不多。张县长跟他介绍说我是湄河中学的老师，湄河党组织的骨干成员，我连连点头，以为他会表扬一两句，但他只是淡然地嗯了一声，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来。县委、县政府办公地点就设立在原国民党湄河县政府办公楼内，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的砖瓦房，仍然保存完好，虽然里面的桌椅门窗有些损坏，但很快就修复了过来。

    由张书记推荐，我担任了湄河县政府秘书室副主任，负责新政府的文件起草工作。解放后的欢喜，真是难以言表，虽然接管工作，千头万绪，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但当初那种压抑、愤懑、恐惧的情绪一扫而光。下班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满街贴着由我起草的各种公告，脚步陡然变得轻快起来，空气似乎也清新了许多，心里洋溢着一种暗暗的得意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