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解放后，我才弄清自己的身世。

    土改即将开始，父亲因为拥有一百亩土地，肯定是要划成地主的，楚怀北临解放时逃去了台湾，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政治上不利的因素。每当听到同事议论别人的出身时，心里就感到十分纠结，也特别敏感，以为是在影射自己。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回家去。

    在我给钟鸣的信中谈到我的忧虑时，没想到他的回信让我大吃了一惊，他说楚尚德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而是我的一个远房伯父。我的亲生父亲叫楚尚奇，原是洲上一个渔民，三十岁了仍然光身一人，穷得家徒四壁，老娘去世时竟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正当楚尚奇为棺材的事心急火燎，不知所措时，楚尚德过来吊孝，看见婶娘仍然躺在里屋的草席上，就知道楚尚奇置办不起棺材，磕过头后他对楚尚奇说，你到我屋里去搬几块杉木板来，赶快请木匠给你娘打副棺材，我要你嫂子再给你送几升米过来。楚尚奇当下就在楚尚德的面前连磕了几个响头。

    1926年冬湄河闹革命，楚尚奇被推举为湄河县东河区农会副会长，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副会长，是因为他有一只打渔的划子，可以为农会干部往来过河提供方便。1926年年底，东河乡农会斗地主，在地主的名单中，楚尚德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还排在靠前的位置。楚尚奇借口家中有事，向农会请了假，连夜回到洲上，把这消息告诉了楚尚德，楚尚德闻讯后赶紧坐船去了省城长沙，躲了几个月才回来。在随后的斗地主中，东河区斗死两个，斗残三个，斗病五个，楚尚德因为去了长沙才幸免于难。

    等楚尚德回来时，楚尚奇和几个农会的骨干已经被县保安大队枪决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我出生不久，因为母亲要改嫁，我的去向成了族中长辈们担心的问题，这时楚尚德发了话，说愿意收养我做儿子。于是，我便过继给了楚尚德。

    钟鸣以为我自己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所以一直没跟我提及过。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惊又喜，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可是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绝情，父母毕竟养育了我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他们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从来没有另眼相看。

    钟鸣告诉我真相之后，我还是想回去当面跟父亲核实一下。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51年春节。年三十的下午，单位的人都回家了，我虽然不情愿，却也不得不回到了洲上。

    洲上的梨树已经完全落空了叶子，只剩下一些枝枒冷冷地叉向天空。走近槽门，看不到半点过年的景象。往年这个时候，都是父亲自己写了对联贴到大门上，门楣上还挂着两个红灯笼，今年的槽门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父亲看见我回来，嘴角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几个月不见，他看上去明显老了，身子骨比以前佝偻了许多，说话的口气也变得虚弱起来。他的个头本来就不高，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时，他比我还略矮，现在就更显矮了。

    “回来了？”父亲跟我打招呼。

    我嗯了一声，就进到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竟不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甚至连多看他几眼都不愿意。直到很多年后，自己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儿子永新看我的眼神里透着一种不屑和恨意，我才能体会到父亲当时的心情。吃饭的时候，父亲问我喝不喝酒，我摇了摇头，只顾低头吃饭。母亲要我吃这吃那，我只是嗯嗯地应着，全然没有一点过年的热情和兴致。父亲见我不喝酒，就自己倒了一小杯，闷声不响地喝了几口，便不再喝了。

    吃过饭，父亲在客厅中生了一盆炭火。解放后，原来在我家做事的几个长工和佣人，都相继辞了工，所以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我坐到火炉边，寻思着怎么跟父亲开口，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拿着他的那根烟筒，吧达吧达地吸了几口。

    “爹，我想问你件事情。”在他重新上烟丝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来说道。

    “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说。

    “我是不是楚尚奇的儿子？”

    父亲惊愕地看了我一眼，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你知道了就好，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的。”父亲将烟丝上到了烟嘴里，却没有点火，拿着纸煤的手僵在了那里。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以前你小，怕你想不开。”父亲解释说。

    我低下头，沉默着不说话。

    “你不是我的儿子也好，免得受牵连。”父亲叹了一口气说。

    我听了他这样说，心中不觉一热，差点要流出泪来，对父亲的敌意一下子少了很多。

    “马上就要土改了，你不要做顽固派。”我忽然想到要叮嘱他几句。

    “土地分了就分了，钱财身外之物，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不要靠土地过日子了，我也想得通。”父亲说，他对于新的政策，似乎早已有心理准备。

    “有什么金银财宝，到时要交就交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我提醒他说。

    “哪里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前年为了把你从牢里救出来，还把岸上的十几亩水田卖了。”父亲感到有些委屈地说。

    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了，可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外面的北风，呜呜不停地刮着，不时可听到附近人家传来的鞭炮声。我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既为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感到高兴，可又为父母的命运感到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不知道这个家庭将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着一种怎样的命运。

    第二天吃过中饭，我就匆匆地离开了梨花洲。母亲问我大年初一怎么还要上班，我说单位有事。其实单位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父亲在一旁看着，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神情显得有些失落。我跟他淡然地道了一声别，便出了大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很多年后，每当回想起我离开时他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张失落的脸，心中便觉愧悔不已。

    随后不久，县委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我坐在后排负责记录。东河区委书记董汉军在汇报东河的情况时，忽然话题一转，谈到干部家属的问题，说有些村的农会在批斗地主时有所顾忌，因为这些地主是干部家属。董汉军是和武书记一起南下的干部，瘦高个，小眼睛，留一个平头，说一口山西话，一看就是个机灵人。

    董汉军说这番话或许并非针对我来的，因为干部家属是地主的，并非我一人，但我听了却感到这番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是东河人，我的父亲又是地主。

    武书记口气颇为严厉地说：“无论谁的家属，都必须一视同仁。无论哪个干部，都不得干涉土改政策。”

    我知道自己不表个态，这一关总是躲不过的，况且我也早就想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我举起手来对武书记说：“武书记，我有几句话要说。”

    武书记嗯了一声，示意我说下去。

    “武书记，张县长，我来澄清个事实。”我说道，“我是东河人，但楚尚德不是我父亲，我只是寄住在楚尚德家中。我的父亲叫楚尚奇，原是东河区农会副会长，1927年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话一说完，我顿时感到轻松了很多。

    会场上突然安静了下来，我感觉大家都用一种惊疑的目光看着我，正当我感到十分尴尬时，张县长开口打破了沉默，他说：“怀南同志革命觉悟高，能主动跟楚尚德划清界限，值得表扬。而且我们要实事求是，怀南同志的亲生父亲是革命先烈，属于烈士的后代，这个是我们以前不了解的。”

    我知道张县长是有意为我开脱，他在作总结时又一次表扬了我的阶级立场坚定。散会后，我的内心象打翻了的五味瓶一样，既为张县长的表扬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做得很对，甚至还为自己的机智和果断感到一阵沾沾自喜。可是父亲毕竟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现在喊断绝就断绝了，别人会怎么想呢？会不会认为我薄情寡义？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抬头看别人的眼光，老是觉得他们心里在非议着这件事情似的。

    父亲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遍体麟伤。（因审核通不过，省去560字）

    听到父亲死讯的那天下午，我既感悲痛，又十分震惊。消息是姐夫来告诉我的，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应该马上回去，可是一想到自己已和他断绝关系，这个时候回去，按乡下的规矩，是必定要披麻戴孝下跪磕头的，被人传到县里，无疑会成为我的一个政治污点。况且父亲已经死了，我即便回去了，也见不到父亲了。

    “死了几天了？”我问姐夫。

    “三天了。”姐夫说，“我和你姐姐听到消息后，当天就把你爹埋了。你娘当时要我来告诉你，我没肯，说你是干部，怕影响到你的前程。”

    听他这么说，我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姐夫走后，我一个人关在屋中默默地流着眼泪。到吃晚饭时有人来敲门，我赶紧用毛巾擦了一下脸，擦干眼泪后才走过去开门。

    敲门的是永玉，他没有肥皂了，跟我来借肥皂，他进屋后见里面黑黑的，问我：“怎么不开灯？”

    我随即扯亮灯，把肥皂递给他，他见我眼睛红红的，问道：“你眼睛怎么了？”

    “没事。”我转过头去说。

    他走后，我又把门关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想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是老天早就注定了的，父亲命该如此，你也无能为力。况且，我们遇到的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大革命，革命就必定要死人。只是现在死的是你的父亲，你便感到伤心罢了。可是，总要有人为革命付出代价！不是你的父亲，就是别人的父亲。

    父亲死后不久，我还是偷偷回了一趟梨花洲。那天开始下雪了，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路上心情都异常沉重。

    老屋住进了好几户人家。母亲则住到了旁边的杂屋中，分房时本来要将她扫地出门的，但农会负责分房的是顺生，他说母亲一个女人家，出去了也没地方住，还是给她留两间杂屋。所谓家，其实就她一个人了。我经过老屋的正门时，遇到一些邻居，他们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跟他们打了招呼，便进到母亲住的屋里。

    看到母亲时，我几乎没有认出来，她斜躺在床上，比我上次见到时瘦了一大圈，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头发也被剪掉一大半，留下来的头发怪模怪样，一边多，一边少。她说是在批斗会上被剪掉的。她说到批斗会时，我赶紧把头低了下来，仿佛那批斗会是我组织的一样。

    “你是不是病了？”我看她脸色不好，问道。

    “不要紧，过两天就会好。”

    “是不是发烧了？”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感到有些烫。

    “有一点。”

    “我跟你去买点药来。”

    “不要，等下福嫂会送药过来。”她扯住我不让去。

    杂屋的地面原来是平的，现在却变得凹凸不平。我问母亲：“地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唉，他们以为下面埋了金子银子，把所有的房间都挖了一遍。”

    “搜出财宝没有？”

    “哪里有什么财宝？你出事的时候，你爹还卖了十几亩田，才把你弄出来。你晓得你爹这个性格，从不对人隐瞒什么，即便埋了，他也会老实交待出来。”

    墙角堆着几块煤和一堆劈好了的木柴，母亲说是福嫂昨天晚上偷偷送过来的，幸好福嫂就住在老屋的厢房里。

    “你姐姐这次倒是很走运。”母亲说。

    “怎么走运？”

    “她家的几十亩田，早几年都被你姐夫做生意赔光了，只剩下十来亩山土，荒了好几年，你姐夫人缘又好，没人为难他，只划了个中农。”母亲颇为宽慰地说。

    “当年你和爹还都说他是个化生子，不会持家，现在反而因祸得福了。”

    “那时怎么晓得会要土改？”母亲说。

    我想起姐夫热情大方、喜好交游的样子，不觉有些想笑。姐夫对金钱一向看得很轻，他卖掉那几十亩田，原是想去做生意，没想到只几年时间就亏得一干二净，当初这事让他在家里抬不起头，如今反倒成了一件好事。

    “这是我家的地契。”母亲在被子底下摸索了一会，拿出一叠纸来对我说。

    “你留着这个干什么？”我又好气又好笑地责问她。

    “万一有一天……。”她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我知道她话里的意思。

    “你是做梦吧，留着这个是祸根，赶快烧掉。”我紧张地看着窗外，生怕会有人听到这句话，这可是典型的反ge命言论，让人知道了是要杀头的。而且我对这句话也极其反感，觉得母亲是个典型的顽固分子，到这个时候了，还执迷不悟。

    她把那叠纸又放到被子底下，我再次嘱咐她一定要把那东西烧掉，留着是祸根，她却低垂着眼睛，不置可否。望着这个瘦弱的老妇人，虽然她是我的母亲，我仍然觉得又好气又可笑，居然还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收回这些土地。可是，又觉得她十分可怜，毕竟她现在除了这一点幻想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

    母亲跟我说起父亲临终前的情况，批斗会后父亲就已经不行了，福嫂要她丈夫杨启福去请医生，这医生本是平日经常请的，现在却不肯来了。母亲问父亲要不要派人去找我回来，父亲摇着头说不要。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受到牵连，他是一辈子都肯为他人着想的人。

    母亲说批斗会上还有一个地主，兴隆村的曾寿吾也被打死了，曾寿吾担任过鬼子的维持会长，鬼子投降后，就回到家里养老。因为他讨了三个老婆，郭四满一边踢一边骂：你这个老不死的，看你讨这么多老婆，看你还糟蹋别人的姑娘不。

    我在屋里坐了一会，感觉自己象个陌生人，多余的人，只觉喉咙里干干的，想说话，却不知要说什么好，便起身去找茶杯，母亲问我找什么，我说想喝水，母亲说茶杯都被没收了，只留下了几个碗。她起床找到一个碗，碗边上还破了一个口子，然后倒了一碗水给我。

    “你今天在这里睡不？”母亲问我。

    我看了看破陋不堪的房子，中间就摆着一张床，并没有我可以睡觉的地方，便说：“等下就回去。”

    “要走，你就趁早。”母亲说。

    “还早。”我说。其实我想等到天黑后，去父亲坟上看一看。

    刚出门，就碰到福嫂端了一碗药走了过来。见到我，高兴地说：“少爷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对福嫂说：“真是谢谢你了，这个时候还过来。”

    “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一家人。我老倌担心别人看了不好，我又不当干部，怕什么？”

    我转身离去时，福嫂说：“少爷你事多难得回来，你娘有我照应着。”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感到自己连个保姆都不如。

    母亲告诉我的那片坡上，隆起一座新的坟堆，我想那应该就是父亲的坟了。我在坟前跪了下来。站起身，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父亲从小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甚至把我看得比楚怀北还重一些，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却以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而和他划清了界限，心中又觉得是对父亲的背叛。可是，在这样的时代，你不与他划清界限，又能怎样？无论你抱着什么样的立场，你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

    父亲一辈子与人为善，而最终仍然避免不了形势留给他的命运。我知道父亲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这个世界而无能为力。

    当我坐着渡船过江时，望着白茫茫的田野，心想革命总是要作出牺牲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还有更多的人要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