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竹园时，竹园已经开始了土改。

    竹园区在湄河的西北方向，离县城有一百多里。之所以称为竹园，是因为境内多山，山上多生楠竹，其中最大的一片竹林，连着十几个山头，多达几千亩，当地人称之为竹海，在大风天气，竹林舞动，此起彼伏，犹如大海波涛翻滚，景象蔚为壮观。区公所设在竹园镇上的一座祠堂中，祠堂在街的西头，离马路进去还有五百多米，背后即是一片竹林。祠堂主楼为木质结构，上下两层，一楼办公，二楼住人。机构也很简单，区公所总共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刚去的时候，下乡检查，要靠两条腿，后来添置了几辆单车。下去之前，张县长说下面情况很复杂，要我随时小心，注意安全，还给我发了一支驳壳枪。但我背着这支枪，总觉得不习惯，一般都放在办公室，我不相信哪个老百姓会无缘无故地攻击我，如果他一定想置我于死地，他有的是办法，我带着枪也无济于事。

    竹园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是个穷区。农民穿的衣服，大都靠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自己缝纫，晚上照明也是自己熬麻油。年轻妇女想打扮得漂亮一点，就到山上去挖些石灰石根子，和土布一起煮，可以染出不同的颜色来。

    竹园区大地主寥寥无几，大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多则百来亩田，少则二三十亩，完全无地的农民也很少，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一点土地。农民的贫困显然是长年的战争造成的，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压得他们长年喘不过气来。

    我去的时候，土改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在当时的大形势下，地主富农们心里都明白均分土地已是大势所趋，没有几个人敢于正面来阻挡这种大势。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为逼使地主交出埋藏的金银财宝，在斗地主时手段极其残酷，致使一些地主死于非命。因为受《史记》《汉书》的影响，我的想法非常简单，认为刘邦入关之后，只是约法三章，与民休息，并未采取大规模的镇压手段，这样做能够获得百姓的拥护，有助于社会迅速安定下来。而现在也正是经历了长年的战乱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对于斗死人，打死人的事情，虽然我不好公开反对，但内心里是不赞同的，所以每到一个村，我都告诫大家不要再纠缠过去的恩怨是非，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恢复生产，一是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二是保证能收集到足够的粮食支援前线的部队，三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只要做到了衣食无忧，社会自然便安定了下来。

    狮岭村当时有一股土匪，三四十个人，鬼子来的那年就啸聚到了山上，鬼子投降后既未归顺国民党，也未投靠共chan党，现在解放了，仍然在山上做着土匪的勾当。土匪头目姓龚，传言他在山上曾经打死过一头老虎，所以外号龚老虎。为了让龚老虎尽快放下武器，我决定先做通他老婆的工作，便找到狮岭村农会主席陈兴富，要他带我去龚老虎家中。陈兴富四十多岁，听说要去找龚老虎，显得有些怕，结结巴巴地说龚老虎不好打交道。我说我们又不是去抓他，怕什么。陈兴富没办法，只好领着我去了龚老虎家。那是一栋普通农舍，靠近山边，屋后是连片的竹林，大约有五六间房子，旁边的杂屋还盖着茅草。我问陈兴富，龚老虎家中是不是有些田产，陈兴富摇了摇头，说有田产，他就不得去做土匪了。看他家那个景象，心想所谓土匪，其实也不过能养家活口，并未积累起多少财产。龚老虎的老婆带着两个小孩，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婆住在家中，他老婆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人，有些胖，皮肉松弛，皮肤红中带黑，看见我们来了，知道是干部，显得有些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好。两个小孩，一个儿子，七八岁，一个女儿，两三岁，也略显胆怯地倚在里屋的门边看着我们。

    “龚老虎回家没有？”陈兴富问他老婆。

    “没看见。”他老婆摇了摇头说。

    “什么时候回来过？”

    “几时回来过？影子都没看到。”

    “这是区委楚书记。”他指着我说，“来劝龚老虎下山的。”

    “我还管得他的事了？”他老婆显然想和他划清界限。

    龚老虎的娘是个瘦老太婆，穿一件黑色短襟，背向前弯得厉害，弓着身子从里屋搬出两张凳子，叫我们坐。我坐下后，叫她们也坐下来，他娘却仍然站着，陈兴富解释道：“她耳朵聋，听不见。”他拉了她一下，让她坐到凳子上。

    我对他老婆说：“大嫂，今天我们来，是来宣讲政策的，现在解放了，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你们是穷苦人家，可以分到田地。你叫龚老虎赶快回来，不要在山上了。万一哪天解放军派了部队来，那几十个人一下子就消灭了。现在共chan党的政策好，只要回来安心种田，以前的事概不追究。”

    他老婆沉默着不吭声。陈兴富又把我的意思重复了一遍，他老婆仍是那句话，他不会听我的。临走时陈兴富又交待她，叫龚老虎早些下山，被解放军捉住了，就是死路一条。

    我以为他老婆真的不管他的事，没想到过了几天陈兴富到区政府来告诉我，他老婆传了话过来，说龚老虎要亲自跟我谈一谈，叫我两天后一个人到他家里去。去的那天，区里担心会有埋伏，要派一支队伍跟着去，我说如果有队伍，他就不会来了。我本想把那支驳壳枪带上，但想想自己玩枪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在龚老虎家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从竹林中闪进一个人来，戴着斗笠，一身黑土布衣服，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是插了一支枪。他进来后，取下斗笠，我才看清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满脸胡子，宽头阔耳，额头上青筋暴露，两只细小的眼睛警觉地望着四周。

    “你是老龚吧？”我主动上去和他握手。

    “楚书记，久仰。”他双手抱拳，朝我晃了几下，却没有和我握手。

    两人坐下后，我就直接说到了正题。

    “我看你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容易。”我说，“万一那天解放军派了部队过来，你那几十个人哪里是对手？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早些下山，早些交枪，才是出路。跟着你的那些弟兄，回来后还可以分到田地。”

    “楚书记讲的句句在理，我只问一句，我们交了枪，能不能保证有条活路？”

    “我以人格担保。”我拍着胸脯说，“我楚怀南还要在这个区里呆下去，我们可以签字划押，绝不食言。”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明天我们就下山，你派人到乡政府来收枪。”龚老虎爽快地答应道。

    我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不费一弹一枪，就收服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回来的路上，心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心想，只要你真心替老百姓着想，没有几个人愿意跟政府作对，许多人只是因为无路可走，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做了土匪。

    下面各乡见我没有要狠斗地主富农的意思，原来一些过火的行为慢慢缓和了下来。我去了之后，各乡再没有发生地主被枪毙、被斗死的现象。以前的一些特务，国民党官员，乃至土匪，都安分守己地呆在家中，并未给新社会带来新的麻烦。

    可是区长严宝开，对我的这些做法，颇为不满。严宝开是和武书记一起南下的干部，比我大了十来岁，虽然是北方人，个头却不高，比我还矮了一截，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善于察颜观色，尤其善于领会上级意图。他在山西的时候即是土改积极分子，在深挖地主浮财上颇有一套，因而得到上级的赏识，并被派到了南下工作队。有天在办公室，他报了一个名册给我，说是各乡汇总上来的地主、富农、土匪、旧官员和汉奸的名册，共有两百多人，有一部分罪大恶极，民愤很大，主张将他们予以枪毙。

    “要枪毙的有多少？”我问他。

    “60多个，我都在上面划了勾。”

    “他们都犯了些什么罪？”我听了一惊，怀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枪毙。

    “我跟你讲一讲，你好有个印象。”严宝开开始一个一个跟我介绍，“桃冲有一个地主叫梁玉明，拥有一百多亩土地，一个榨油坊，一个碾米厂，有房屋一百多间，农会将他家里的田地房屋农具都分了，但认为还有金银财宝被藏了起来，几次审问，他都拒不交待，有人记得他们家三姨太曾经戴过一个很大的耳环，他们家女儿戴过一个手镯，都没有交出来。”

    “还有呢？”我问道。

    “伪区长刘保运，其弟弟刘保全依仗权势，鱼肉百姓，三年时间从其他农民手中，强行低价购置了三百多亩土地。刘保全看中的土地，非买到手不可，出价又不高，如果有人不卖，他就派人去骚扰人家，甚至将人打伤打残，老百姓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样的恶霸，两兄弟都要枪毙。”我想起刘保运诬陷胡应成的事，愤愤然说道。

    “还有一个叫黄在觉的伪保安队长，竹园人，解放前曾经枪毙过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后，回到竹园，是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黄在觉不是起义反正了吗？”听到黄在觉的名字，我吃了一惊，黄在觉自从保安大队解散后，回到了竹园，隐居在家，不问世事，读经念佛。“而且他已开始念佛。”我补充道。

    “但是他有血案在身，罪大恶极。念佛是做给别人看的。”严宝开辩解道。

    “还有呢？”

    “还有一个叫章宁发的汉奸，曾做过日伪时期的维持会长，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一直听之任之。”

    “他做了什么恶事没有？”

    “跟日本鬼子卖命就是恶事。”严宝开想当然地说。

    “其他还有什么特别典型的？”

    “有一个地主，买了十几条枪，请了十几个团丁。”

    “杀了人没有？”我问他。

    “人倒没杀，但附近的乡民都很怕他。”

    我想这人买枪多半是为了自卫。

    “材料都在这里，你再仔细看看。”严宝开递给我一叠材料。

    我接过材料随手翻了翻，忽然看到龚老虎的名字，心里有些不高兴，龚老虎是我招降的，承诺不杀他，怎么在他的名字上也划了一个勾。

    “这个龚老虎，不是已经缴枪了？”我问严宝开。

    “据群众反映，这个人桀傲不驯，难免不继续上山当土匪。”严宝开说。

    “当土匪都是被逼的，现在解放了，谁还愿意当土匪？”我反驳他道。

    我看了几个人的材料，心想这些人中，大部分都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反革ming，只是因为占有更多的财产，才变成了剥削阶级，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他们已经交出了土地，交出了金银财宝，交出了一生的积蓄，应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况且他们积累这些财富，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很多小地主都是通过省吃俭用，辛勤劳动，才购置了几十亩土地。虽然有些人过去做了一些坏事，但也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当权的时候，他们拥护国民党；现在共chan党当权了，他们也表示拥护共chan党，并没有继续为非作歹。全区真正称得上恶霸的只有刘保运刘保全两兄弟，除了将这两个人公开正法之外，其他人都并没有犯下特别大的罪恶。那个叫梁玉明的地主，田地房屋工厂都交出来了，就算还留有几件首饰之类的，也值不了多少钱，难道因为可能隐藏了几件首饰，就要判他死刑？还有那个维持会长，他当这个会长，肯定也是迫不得已，正如当初鬼子要拉了我父亲去当会长一样。国民党都对他宽大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老账拿出来算呢？

    “我们是不是报到县里去执行枪决？”严宝开问我。

    “先把刘保运、刘保全两兄弟抓起来，其他的都缓一缓再说。看他们还是不是继续危害新社会。”

    严宝开虽然不说话了，但明显看得出，他对我的做法心存不满。

    不仅严宝开对我的做法不满，县里也不满，每次到县里开会的时候，竹园区总是成了被批评的对象。当时各区之间颇有相互攀比的风气，在汇报土改成绩时，枪毙了多少地主反动派，抓住了多少特匪，成了一项硬指标，竹园每次都落在了最后。县委武书记在大会上公开提出了批评，说我在竹园搞温情主义，搞和平土改，心慈手软，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没有大张旗鼓地向反动势力开刀。

    受到武书记的公开批评，回到区政府后心里感到十分郁闷，我把自己关在房里认真反思了两天，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或者是受了出身的影响，对地主富农还抱着一种同情心理？可是要我将那些并没有犯过大罪的人予以枪决，我又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狠心。

    没过多久，县里开始了土改复查和镇压反革ming运动，董汉军带了一支工作组过来。董汉军因为在东河区当区委书记时，土改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多次受到武书记的表扬，不久就被提拔为副县长，并兼任县土改工作队副队长。

    董汉军的工作作风很认真，到竹园后，每个乡都去了一趟，每个地方都听取了汇报。他尤其善于发动群众，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和当地村民打成了一片。有次我陪他去长驿村，看见水塘边两个农民正踩着水车抽水，他是山西人，没看过水车，所以下了单车，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对我说：“楚书记，我们是不是也去试一试？”

    我有些畏难，犹疑着不敢上去。

    “怕什么，一起去试试。”

    他走上前去，要两个农民从水车上下来，自己先爬了上去。

    我只好跟着爬了上去，扶着横杆，随他一起踩了两下，但两个人的力量使不到一块，我又担心会掉下去，所以踩了老半天，没抽到一点水，却弄得满头大汗。在旁边看着的老农民不知道他是县长，奚落道：“你们不是这条吃菜的虫。”

    我对董汉军说：“一时也学不会，是不是算了？”

    他挥了挥手，说：“你下去，让老乡上。”

    我下来后，他要那个年轻点的农民跟他配合，那个老农民在旁边告诉他用力的要诀，不一会，两人就配合得十分默契，他坐在水车上，颇为得意地看着我说：“楚书记，怎么样？你看你个南方人，都不如我这北方人学得快。”他的脸上布满一条条的青筋，得意的时候，这些青筋便掩藏在了松弛的皮肤下面。

    他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惭愧。

    他踩了一阵，下来后，跟几个农民聊了起来。我跟他们介绍说，这是董县长，他们都惊讶地把董汉军打量了半天，那个老农民说：“我还头一次看见县长。”

    “你们现在都分了田没有？”董汉军问他们。

    “分了，分了。”老农民听说是县长，说话的态度马上变得谦恭起来。

    “还有什么担心的没有？”董汉军继续问道。

    几个农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说话了。

    “你们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董汉军鼓励他们说。

    “别的不担心，就是担心这田分了之后，是不是会要还回去。”老农民犹豫了一下，说道。

    “老人家，你放一万个心，现在解放了，绝不可能再变天。”董汉军宽慰他说。

    “其他地方都抓了不少反革ming，不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抓？”那个青年农民突然冒出了一句。

    “一个都没抓？”董汉军疑惑地问道。

    “一个都没抓。”那个青年农民肯定地说，“原来抓了几个，后来又放了。”

    “早几天，村上开会，听到放鞭炮，人都跑光了。”那个老农民说。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道。

    “以为是机关枪。”老农民说，“以为是国民党回来了。”

    我听了不觉有些想笑，但看见董汉军一脸严肃的样子，就忍住了。

    离开水塘边，董汉军对我说：“看样子，这里的农民还有很多顾虑啊，说明我们的土改工作问题不少。”

    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是对竹园的土改不满意，我想为自己辩护一下，可是又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董汉军在竹园呆了近半个月，收集了一些情况，就回县里去了，临走时，他并没跟我说什么，我自己觉得竹园社会平稳，人心安定，生产恢得得快，并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可是第二天，县委秘书室打电话过来，要我和严宝开到县委参加紧急会议。我和严宝开清早起来赶上去县城的早班车，一路上我都有些忐忑不安，心里猜测着会是什么事情，董汉军才回去就通知我们去开会，多半是土改方面的问题。

    到县城已经十点多钟了，我们急忙赶到县政府，走进会议室，我就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县里的主要领导，武书记，张县长，董汉军，还有几位常委，都坐在那里。我和严宝开刚坐下，武书记就要我汇报竹园土改存在哪些问题，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仍然按自己的思路讲竹园取得的成绩，没想到刚开了个头，就被武书记打断，今天主要是讲问题，不讲成绩，竹园土改不仅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然后他要董汉军讲讲复查的情况。董汉军讲了三条，一是情况没有摸清楚，二是群众没有广泛发动起来，三是对地主富农土匪特务过于心慈手软。他还举了农夫和蛇的例子，说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犯罪。而且着重讲到竹园要加大清匪反霸的力度，至少有六十多个恶霸地主，反动会首，国民党特务要予以镇压。

    他说到镇压二字时，我不觉心里一惊，在我和他一起下乡的这十多天里，他一直显得很随和，很友善，总是和最苦的农民一起吃饭，总是住在最贫穷的农民家中，时时都体现出一种对他人的关心。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关心是有条件的，是那些和他一样出身的人，对于地主，对于阶级敌人，他是毫不手软的。

    坐在旁边的严宝开，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看样子他把我们两人意见的分歧也跟董汉军作了汇报。

    武书记接着讲了两点意见，竹园土改首先是方法上，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没有将广大贫雇农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说明区委班子的领导能力非常软弱。二是效果上，极其令人不满意，没有对反动阶级形成高压态势，没有在政治上打垮敌人，瓦解敌人的斗志，甚至一些土豪劣绅，顽固分子，至今仍逍遥法外。居然还有老百姓听到鞭炮声，就以为是国民党回来了，可见老百姓对我们的政府是多么没有信心。刚才汉军讲到的这六十多个反动分子，希望你们回去后，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的话，县委要考虑调整竹园的班子。

    武书记本来就是一副威严像，批评人的时候更是声色俱厉，让人感到畏惧。他说完后，就叫我和严宝开离开会场，他们继续研究别的问题。

    吃过中饭后，才有回竹园的班车。回到区里后，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严宝开问我是不是去食堂吃饭，我说不想吃，严宝开说那我叫师傅把饭送到你房间来，我点了点头，便回了自己的的房间。我放下东西后，呆在房里，觉得有些郁闷，便独自去后山走了走，后山有一条石板小路，一直通到山顶，小路两边全是茂密的竹子，虽然已是冬天，其他树木早已脱光了叶子，可满山的竹叶，仍然苍翠葱郁。沿着这条小路，还有一条山溪，但到了冬天，山溪便干了，剩下一些光溜溜的石头堆在溪边。我走到半山腰，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心中的郁闷却一直排遣不去。我自以为到竹园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地推进着，没想到今天却挨了武书记的严厉批评。

    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按武书记说的去做，可是对于那些并非罪大恶极，甚至还有功的人，如黄在觉，龚老虎，还有几个普通的地主，要将他们置于死地，我总觉得有些于心不忍。我应该跟县委打一个报告，将他们的情况详细说清楚，或许能让他们免于一死。这样打定主意后，心中的郁闷似乎少了许多，我便开始往山下走。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一阵一阵的风吹了过来，吹得满山的竹叶呼呼作响。古人总喜欢在自己居住的房前屋后，栽种几株竹子，以示远离尘世，不为俗事烦心，而现在，我居住在这样一个满山遍野都是竹子的地方，却摆脱不了尘事的烦累。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严宝开叫到办公室，要他将武书记点到的那六十多个人，先一并抓起来。至于是否全部枪毙，等我先打一个报告，等武书记批示下来后再执行。他虽然辩驳了几句，说没必要再打报告，但见我主意已定，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出去后，我便抓紧起早报告，当天下午，派人送到了县委。

    黄在觉被抓后，他的老婆领着两个儿女一起到了区政府，跪在区政府门口，央求放了她的丈夫。那天正刮着大风，他老婆还穿着一件很薄的单衣，两个小孩子也都显得很单瘦，在风中一个个瑟缩着身子。

    看着他们胆怯畏缩的样子，我陡然感到一阵心酸，想出去跟他们做些解释工作，可是转念一想，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我能跟他们解释什么呢？不一会，严宝开带着几个人连扯带拉地把他们赶走了。

    我去看了一次黄在觉，他被关在区公所的一间杂屋中，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地上，手被反绑在背后，跟我开门的民兵一直跟在后面，我叫他先出去一下，关上门后，我坐到黄在觉对面，他淡然地看了我一眼，我想向他说句道歉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这是劫数，逃也逃不脱的。”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笑了笑说。

    “我已经打了报告，向县里说明你的情况，正在等待批复。”

    “让楚书记费心了。”他看了我一眼，淡然地说道，对我的努力似乎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平和，并不是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也许学佛的人，对于生死，或许已不如常人那么看得重了。

    “万一我走了，两个小孩还请楚书记费心关照。”黄在觉嘱托道。

    “这个你放心。”我承诺道。

    从杂屋中出来后，我心里感到十分愧疚，叹了一口气，可是却又无可奈何，他的命运并不掌握在我的手中。

    那段时间，我一直焦急地等着县委的批示，可是批示没等到，却等到了地委对我的隔离审查。

    当工作组的两名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湄阳地区公安局，宣布对我进行审查时，我一下子懵了，猜测是不是因为那份报告的事，心想即便县里不同意，也用不着隔离审查呀。我直瞪瞪地望着他们，问是什么事情要审查，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审查人员，姓曾，是组长，他说要跟我了解些情况，我问是什么情况，他说要了解我当年被国民党抓起来后，是怎样被放出来的，有没有叛变的情节。听说是这件事情，我才松了一口气，心想自己并没有做对不起组织的事情。

    曾组长看上去倒是很随和，要我把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详细写出来，并给我送来了纸和笔，我花了三天时间，将事件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材料交上去后，曾组长说需等组织核实过后，才能给我下结论。我以为不过等几天时间，就会有结论下来，可是一等却等了三个月。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审查室中，既无书报可看，也无人和你说话，每天除了有个送饭的进来三次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因为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心里一时感到焦虑不安，担心自己会被当成叛徒处置，一时又安慰自己，组织上肯定能够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直到曾组长进来告诉我，我的审查没有问题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心想让我等这么久，大概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

    审查结束后，县委将我调离了竹园，改任县工业局副局长，属于降职使用，区委书记一职则由严宝开接任。（因审查通不过，删去80字。）

    我离开竹园时，把我挎的那支驳壳枪移交给严宝开，他谦虚了一下，说你还是带着吧。我说，这是职务用枪，我怎么能带走。没想到他当天下午就挎在了身上，在外面走着的时候，把手放在枪套上，高昂着头，显得十分威风。这之前，他挎着的是支王八盒子，他一直嫌它不够气派，看样子他瞄着这枪有很久了。看他挎着枪威风凛凛的样子，我忽然想到，对他这种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只有通过枪，才能显出自己的权力与重要性。

    我到工业局后，张县长告诉我，武书记对竹园土改和镇反工作不满意，认为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对敌人心慈手软，本来想借审查免去我区委书记的职务，张县长说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尤其象小楚这样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太少了，武书记听了不以为然，说读几句书有什么用？打天下不还得靠那些没文化的。但他还是勉强同意让我改任工业局副局长。

    这次降职，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工业局是个小局，只有几个人，我刚去上班时，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和人说话，在办公楼内遇到原来的熟人，也总是尽力回避着，不愿和人打招呼。

    但是这次波折也让我受益不少，使我明白社会并非我想像的那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观念，竟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也更使我看到了人性的残酷，让我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变得谨慎起来，从而逃过一劫。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的确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