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淑英刚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心中仿佛丢失了一样东西似的，这东西多年来一直藏在心底，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可是只有我自己清楚，她在我心中曾是何等珍贵。而现在这珍贵的东西却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她的笑容，她心中的向往，她唱的小曲，还有她绣的手绢，一切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每当想到这里，内心深处便会泛起一阵钻心的痛楚，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要再去找她，可是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我知道再去找她，无非给她，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

    没过多久，虞姐跟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虞姐是张县长的爱人，年纪和张县长差不多，体形偏胖，面相和善，是个热心的大姐。那天我在县土改工作会上挨了武书记的批评后，心里十分郁闷，便去了张县长家，想跟他谈谈心，在这个县城中，我觉得只有张县长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和想法，即便我做错了什么，他也会善意地给我提醒，而不会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张县长不在家，我本想告辞出来，虞姐却留着我和她聊了一会天。

    虞姐问我找女朋友没有，那时我和淑英已分手了几个月时间，心里还有些犹豫要不要再去找她，本想说有，可是想到张县长跟我讲的那番话，便改口说没有。

    “这么好的条件，我跟你介绍一个。”虞姐十分热心地说。

    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的，所以微微笑了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小楚不好意思说，大姐跟你做主，明天就来见个面。”

    我嗫嚅着想拒绝，却又说不出口。

    “就这么定了，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上午来。”

    第二天，我犹豫着不想去，可是又找不出不去的理由，虞姐肯定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她又那么热情，我不去，她会怎么想呢？于是，便抱着去看看的态度，心里却暗中期待，虞姐介绍的对象，或许是跟淑英差不多的女孩。

    虞姐是县招待所的主任，她跟我介绍的对象就是招待所的一位职工，叫赵水娥。

    水娥比我小四岁，刚从农村出来，没读过什么书，因为她伯父的介绍，县里安排她在招待所上班。她伯父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地委秘书室任职。

    我到了虞姐办公室，虞姐正在低头打算盘，见我来了，赶紧放下算盘，给我倒了一杯茶后说，你坐一下，我就去叫水娥来。

    不一会，虞姐就带了水娥进来，水娥穿着一身灰色土布衣服，不胖不瘦，方形脸，面相有些偏黑，进来的时候，眼睛还四处搜寻着什么，碰到我的眼光后，就赶紧把眼光挪了开去。

    客观地说，水娥相貌虽然不出众，但也有中人之姿，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心里还留着淑英的影子，不自觉地便拿淑英来和水娥进行比较，淑英长得清秀可人，水娥因为从小在农村劳动，骨骼便显得有些粗大；淑英的皮肤白晰细嫩，水娥的皮肤却有些偏黑；淑英虽然只上了几年私塾，但中学的书自学了不少，在当时已算是很有文化的女孩子了，水娥却连小学都没有读。

    可是，我知道这些都不能成为拒绝的理由，我的阶级立场应该站在贫苦农民一边，应该和一个出身劳动人民的女子结合，尤其不能以长相来决定取舍。

    虞姐给我们介绍过后，就有意走了出去，可是我和水娥还没有说上几句话，外面就有人叫她去打开水，水娥赶紧走了出去。过了一阵了，虞姐拿了几个梨子进来，发现水娥不在，问我：“人呢？”

    “打开水去了。”我说。

    “这个丫头，怎么这样死心眼，开水有人打。”虞姐递给我一个梨子说。

    虞姐坐下后，扳着指头跟我介绍起水娥的优点来：“你看看，水娥有很多优点，出身好，肯吃苦，工作从来不讲价钱，招待所的卫生搞得特别好，每个月都得到领导的表扬。你别看她文化不高，一有空就到识字班学习，认识了很多字。”

    虞姐问我的意见，我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虞姐再问时，我说你先问问她是什么意见。没想到虞姐马上就站起来说，你等一下，我就去问。虞姐走后，我在心里猜想着她会是个什么态度，如果她不愿意，我便正好不必表态，可是如果她愿意呢？我该怎么办？同意还是不同意？

    正在我犹疑不定时，虞姐回到了办公室，进来后却半天不说话，我暗自庆幸大概是水娥不愿意。

    “她对你印象蛮好。”过了一会，虞姐说，“说你有文化，又追求上进。”

    “她同意了？”我问道。

    “她说要问问家里的意见。”

    我哦了一声，心想这大概只是她的借口。

    “肯定没问题，你放心。”虞姐安慰我说，“她家里要是不同意，我去做工作。”

    从虞姐那里回来后，我却迟迟没有得到她的答复，我以为是水娥家里不肯，也就没当回事。可是过了几天，虞姐打电话问我要生辰八字，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还要这些干什么，虞姐说是她娘屋里要。八字要过去后，仍然没有消息，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虞姐打电话到区里，说水娥肯了，她家里也肯了。这倒让我变得为难起来，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怎么跟虞姐解释？嫌她没文化？嫌她脸不白？嫌她腰不细？这些显然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现在你连八字都给人家了，水娥又征求了家里的意见，这个时候说不同意，未免太不尊重人家了。况且，那时象水娥这样出来工作的年轻女性并不多，按她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这样一想，就没再表示反对，而是和水娥确定了恋爱关系。

    后来我问水娥，见了面后，怎么那么久才给答复，她说回家去问她母亲，她家的大小事情都由她母亲作主。她母亲并没有见过我的面，但却要了我的生辰八字，把我的生辰八字，压在她老家厨房的灶上老君像底下，七天之内家中平安无事，说明我是个有福之人，将来能旺家兴业。后来还请算命先生推算了两人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说一个属龙，一个属鸡，八字蛮合，她母亲便同意了。

    我听了不觉滑稽，嘟了一句：“迷信。”

    “我也不信这些，我娘要去算。”水娥说。

    我也回去跟母亲说了结婚的事情，她听了十分高兴，说我都二十六了，是要结婚了。那时还没有提倡晚婚，在我这个年龄，乡下男人都有几个小孩了。临走的时候，她竟偷偷拿了一个戒指给我，说是给儿媳妇的见面礼。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兴这些东西。并且奇怪抄家抄得那样厉害，她竟然能把戒指保留下来。你莫管这些，她颇有些得意地说。我说戒指是戴不出去的，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她却执意要给我，说这是祖母传给她的东西，就是不戴，留着也可以做个纪念。我只好收了下来。

    在我结婚之前，钟鸣到湄河来看过我一次。他是跟艾琼一起来的，现在两人都在湖南文理学院教书，钟鸣已经担任了经济系的副主任，看上去比过去成熟稳重了许多，脸上也多了些胡子。吃饭的时候，钟鸣告诉我他们过两天要到湄阳市去一下，我问去干什么，艾琼说去看武惠，我惊奇地问道：“武惠到了湄阳？”

    “她在湄阳财政局上班。”艾琼说，“你还不知道？”

    我摇了摇头。

    “大学毕业后，她就回来了。”艾琼说。

    “明天跟我们一起去。”钟鸣邀请道。

    好久没有看到武惠，我也正想去看看她，所以就和他们一起去了。

    武惠见到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她从办公桌前跳了起来，拉住艾琼的手说：“想死你们了。”

    接着她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瞥兴奋的光来。武惠仍然留着一头短发，那天穿着一件白底小黄花的夹衣，一条黑色布裙，看上去活泼可爱。

    中午在武惠的宿舍吃中饭，她和艾琼一起去食堂打了几个菜过来，还特地弄来了半斤谷酒，我和钟鸣将谷酒分了一大半，她们两个说不喝，但钟鸣给她们每人也倒了一点点。几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说起当年读书时投身革命的情景，不觉感慨万千。

    武惠喝了点酒后，脸泛潮红，话也越发多了起来。

    “在学校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能取得胜利吗？”她抬眼望着我问道。

    “半信半疑。”我想了一下说。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国民党太腐败了。”

    “你呢？”她转过头去问钟鸣。

    “我自始至终都坚信国民党迟早要完蛋，而且公有制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钟鸣信心满满地说道。

    “还是钟主任立场最坚定。”武惠说。

    “来，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干杯！”艾琼举起酒杯来提议道。

    于是四个人都站了起来，举着酒杯齐声说道：“为今天的幸福干杯！”

    下午离开湄阳时，武惠一直将我们送到车站，临上车时，她握了我的一下手说：“我们隔得这么近，你要记得来看我。”

    “当然，当然。”从她的眼神里，我又看到一种期待的目光，我赶紧挪开眼睛，点头敷衍道。

    上了车后，艾琼忽然问我：“你觉得武惠怎样？”“挺好的啊，活泼可爱。”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犹疑地说道。

    “她蛮喜欢你的。”艾琼说。

    “你别取笑我了。”她这么说，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是真的。”艾琼肯定道。

    “你怎么知道？”

    “她的心思，我还看不出？”

    我和他们分手时，钟鸣走到我身边，悄悄问我：“你说实话，对武惠有没有那个意思？”

    我犹疑了很久，才摇了摇头，说：“我就快结婚了。”

    “原来是这样。”钟鸣显得有些愕然，“未婚妻在哪里上班？”

    “就在县里。”我说。

    他便没说这件事了。从湄阳市回来后，想起武惠活泼热情的样子，我竟感到一种隐隐的后悔，如果他们早一些回来，或者我早一点知道武惠回到了湄阳，也许就不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了。我甚至想过要中断和水娥的关系，有段时间对她特别冷淡，但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下这样的决心，一是虞姐那里不好交待，二是我已经谈了两次恋爱，再谈下去，肯定会被人认为作风不正派。

    我和水娥的结婚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新房是虞姐安排的，她在县招待所腾出一间杂屋，稍稍搞了一下卫生，搬进一张床，就是新房了。结婚前一天，水娥的姨妈来帮了一天忙，在门上和窗户上贴了几个喜字，把原来睡的被子床单拿过来，简简单单布置了一下。

    结婚那天晚上，买了点喜糖，请了单位几个同事，我来了五个同事，水娥也来了五个同事，张县长和虞姐作为证婚人，也参加了，张县长讲了几句祝福的话之后，几个同事每人唱了一首革命歌曲，婚礼便算完成了。双方的父母都没有参加，按那时的风俗，女方的父母不能参加女儿的婚礼，所以他们都没有来，而我则是因为碍着母亲的地主身份，没有让她来，更没有通知舅舅家，怕淑英知道了伤心。

    客人走了后，我把母亲偷偷给我的戒指拿出来，本以为水娥会喜欢，没想到她看了后，只高兴了一下子，她接过戒指就往手上戴，戴了半天，才戴进去。她伸开手指来看了看，问我好看不好看，我犹疑了一下，她的手指看上去显得很粗，戒指又太秀气，但我还是说好看。她说好看个屁。马上就取了下来，说戴着这东西不象样子。可是她退了半天，没有退出来，我问怎么了，她说退不出来，我去帮她退，可是稍一用力，她就喊痛，指关节被刮得通红，最后在她手指上涂了点猪油，才把戒指退了下来。她把戒指丢到桌上，颇为不屑地说，现在谁还戴这个东西，你退给你娘去吧。她那时已开始接受了一些新式的教育，知道这个穿金戴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说人家留给你做纪念的，怎么好退给人家，你不戴就收下吧。水娥便一直将戒指压在一个木箱底下，到后来我们离婚了，母亲还问及那个戒指，我说她也做了楚家十几年媳妇，留给她做个纪念吧，母亲便没说什么了。

    我关好门窗，进到房里时，水娥已经准备shang床了，看着她脱下外裤，我竟然没有多少激动的感觉，心里还反问自己，这就是结婚？

    我洗过之后，进到被子中，要她也去洗一下，她嫌冷，不愿起来，说：“哪有那么多讲究？”说完，拿过我刚才用过的湿毛巾抹了一下。

    我没有坚持，就随她去了。后来每次做那事之前，我本来要清洗一下自己，见她不洗，我也就懒得洗了。做完，用纸擦一下，就各自睡觉。心里想，也许我的身上还保留了许多地主阶级的坏毛病，劳动人民是不应该有这么多讲究的。

    到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胸部，两个乳fang竟是出奇的大，几乎堆满了整个胸部。我想起淑英娇小玲珑的两个小**，奇怪女人与女人之间竟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她见我瞧着她的乳fang，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拉过被子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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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好衣服之后，准备开门上厕所，却被水娥叫住，要我等一下，我回过头去，看见她正光着上身坐在床上，手中拿着一块布。

    “你干什么？”我问她。

    “把这里捆一下。”她指着自己的乳fang说，“你来帮我一下。”

    “捆住干什么？”我有些奇怪地问道。

    “不捆住，外面看得清清楚楚，走路的时候，一颠一颠的，丑死了。”

    我走过去帮她捆了起来，捆了一圈之后，她说还要紧点，我把布拉紧了一些，她说再紧点，我又再拉紧了一些。

    “谁叫你这么干的？”帮她捆好之后，我问她。

    “虞姐。她说用布捆一下，就没那么显眼了。”

    “虞姐的是不是也很大？”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话一岀口就后悔不该问。“流氓。”水娥不屑地瞟了我一眼说。

    1954年春天，青青出生了。青青出生的时候，不到五斤，显得非常瘦弱。她从来到这个世界起，似乎就注定了命运多艰，水娥痛了一天一晚，才把青青生下来，全身都湿透了，产房里生着炉火，跟她换了几身衣服。羊水都破了，医生说胎儿有可能保不住，但生出来后，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1955年9月，水娥又生下了永新。水娥生下两个孩子后，说她再也不生了。那个时候，她既要工作，又要带小孩，还要挤出时间来学习文化知识，所以总感到时间不足。我看她对学习那么认真，自然支持她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