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已经十一点钟了，还正下着大雨，我坐在客厅里看书，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心里奇怪，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找我，打开门，发现是仲甫，撑着一把伞，裤腿都被雨水淋湿了。我赶紧把他让进屋中，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他有些歉意地对我说：“这个时候来找你，耽误你休息了。”

    “没事，还早。”我说。

    “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公私合营的事情。”

    “好啊。”我高兴地说道。

    他坐下后，我拿出一瓶白酒来，一人倒了一杯。

    “我这里可没有洋酒。”我说。

    “白酒更厉害。”他接过杯子，笑了笑。

    “你爹的工作做通了？”我问他。

    “好不容易，他总算想通了。我跟他说，工厂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这个头带得好啊！”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高兴地站了起来，举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大口。

    “真是大好事！我看这两天就把协议签了。”我说，“最好你们也组织一个请愿活动，把声势造大些。”

    “我明天就安排这个事情。”仲甫答应道。

    仲甫临走时，我送他到门口，他撑起伞，又回过头来说：“我爹这几天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今天一定要我来说清楚，他还在家里等着消息。”

    “今天他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我拍了拍仲甫的肩膀说。

    “那肯定。”

    仲甫走后，我关上门，兴奋地在客厅里走了几圈，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重重地挥出一掌，拍打在墙上，发出啪的一声，水娥被吵醒了，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水娥责怪说都十二点多了，你还不睡觉，我说睡不着。那天我兴奋得几个小时没有睡觉，我在窗户边上站了很久，看着窗玻璃上一条条流下来的雨水，听着外面汹涌澎湃的雨声，心里既兴奋，又骄傲，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湄河眼看就要全面实行公有制了，工业公有才是真正的公有，因为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过了两天，纱厂就组织了一次请愿活动，王瑞祥带着全厂一百多名职工，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来到县政府门口，向县长董汉军递交请愿书，表示愿意实行公私合营。

    县委宣传部请来了湄阳日报的记者，第二天《湄阳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王瑞祥递交请愿书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王瑞祥容光焕发，满脸含笑。这篇报道在整个湄阳地区的私营企业里面，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后来我听仲甫说，那段时间，他父亲白天在别人面前笑容满面，兴高采烈，晚上回到家里，便忍不住痛哭流涕，他跟仲甫说，这厂子倾注了他几十年的心血，现在喊没就没了。

    湄河沙厂公私合营后，改名为湄河纺织印染厂。王瑞祥的资产估价为20万元，每年发给5%的红息，这个办法初步定为七年不变，后来又延长了三年，一直执行到文化大革命才停止。

    王瑞祥因为带头有功，我向张书记推荐他担任工业局副局长，张书记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说这样的人，应该按政策安排好。而我自己，则被任命为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本来我想推荐仲甫继续担任纺织厂厂长，但常委会没有同意，董汉军说现在公私合营了，企业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如果继续让资本家当厂长，会给工人阶级造成误解，以为我们是换汤不换药。最后派了一个转业军人胡兴国到纺织厂当厂长，仲甫则被任命为负责行政后勤的副厂长。

    胡兴国上任时，我和组织部的王科长陪他到厂里开了一个见面会。胡兴国三十多岁，穿一身旧军装，长得矮墩胖实，粗鼻梁，宽脸盘，看上去一副蛮相，讲话也是粗喉咙，大嗓子，一口山西话，听说和董汉军是老乡。看他的简历，竟然小学都没有毕业，心想这样一个人如何能管好一个企业。胡兴国倒是干劲十足，在见面会上表态说，组织上相信我，让我到纺织厂当厂长，我在这里当着楚县长的面表个态，我生是纺织厂的人，死是纺织厂的鬼。没想到这句粗话，竟然赢得工人们的一片掌声。

    散会后，我到厂里转了转，工厂的面貌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车间的外墙上已粉刷一新，上面张贴了不少标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门口那幅嵌着王瑞祥名字的对联，已被换成了一副新对联：“花样翻新担当服装重任，霓裳绚彩大显时代精神”，工人们的脸上则洋溢着一种愉快兴奋的表情，仿佛真正成为了这家企业的主人。

    因为王瑞祥带头，县里召开第二次私营企业座谈会时，所有的企业家都变得积极起来，公开表示拥护党的政策。为此，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公私合营千人动员大会，各行各业都派了代表参加，而且纷纷上台表态，愿意参加公私合营。

    到第二年年初，县里陆续成立了公私合营的玻璃厂，化工厂，汽修厂，棉布店，百货店，五金店，药材店，蔬菜店，饮食服务部，湄河旅社。一时间，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加入到了公私合营的行列中来。

    中山路有十来家私营的娱乐场所，舞厅，茶馆，旅舍，咖啡馆，这些地方的生意本已十分清淡，他们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我把他们的要求跟董汉军汇报了，但董汉军想也没想，就说这些地方格调低下，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关了算了。可是当我把这个意见传达给这些店铺时，老板们纷纷诉苦，说店子关了，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所以我一时也下不了这个手，正在犹豫不定时，董汉军把我找了去，黑着个脸，我问有什么事，他突然大发脾气，冲着我说：“楚县长，你怎么搞的？中山路的舞厅怎么还在营业？”他发脾气的时候，眼睛里射出一股凶光来，脸上青筋暴露，象一张网似的覆盖在他的皮肤上面。

    “我跟他们讲了，但老板们说把门关了，就没了活路。”我解释说。

    “我不管这些，你去做工作，三天之内必须全部关掉。”他说完就低着头，不再理我。

    我灰心丧气地走了出来，之前虽然知道他的作风很霸道，但没想到如此蛮横不讲理，而且毫不顾及别人的面子。我没有办法，只能按他的意见办，强行将那些店铺关了。那几个老板大多回乡下去了，中山路也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

    第二年四月份，我到长沙参加全省公私合营表彰大会，散会后，去了一趟文理学院，钟鸣现在是文理学院教务处处长，艾琼则被破格评为了数学系的讲师，他们见到我后十分高兴。在他家吃饭的时候，忽然提到郭老师夫妇，不禁为他们的牺牲惋惜不已，我提出要到郭老师坟上去看看，他受刑后，我一直想着要去祭拜一次。下午钟鸣便带着我们一起去了，那时正是仲春时节，伍家岭虽然人烟稀少，但到处鲜花盛开，春意盎然。我们爬到半山腰，钟鸣指着一个不大的坟堆说，就是这里，那块碑还是解放后我请人立的。我到碑前看了看，上面写着几个字：郭昭正，肖叶惠之墓。艾琼采了一束玉兰花，摆放到坟前，然后鞠了三个躬，我和钟鸣也依次上前鞠了三个躬，我给郭老师鞠过躬后，忽然想到要说几句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便对着坟头说了起来：“郭老师，郭师母，我和钟鸣，艾琼一起看你们来了，现在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中国现在也和苏联一样，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建立了公有制，中国人现在也和苏联人一样，过上了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您和师母在九泉之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