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幸免于难

    1957年，因为一次停电，我才差点没被打成右派。

    张书记调到湄阳地区任副专员后，董汉军接替他担任了湄河县委书记。

    当时全国忽然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湄河也不例外，要求干部群众积极向县委提意见。

    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动员大会。那时县委的新礼堂落成不久，刚做过油漆，礼堂内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油漆味。董汉军作报告，第一次听到他讲话的声音非常温和，与平时的口气判然有别。他态度非常诚恳地说：“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我因为受过三个月的隔离审查，对于董汉军的号召，一开始，我是颇为谨慎的。因为我对于他的为人，再熟悉不过了，他对上历来是惟命是从，对下则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我不相信他的性格会因为一份中央文件而发生改变，现在他摆出这么一种姿态，不过是上面有这样的要求罢了。如果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不如干脆不说；如果说到了他的痛处，表面上他也许不得发作，但心里肯定会记住的，以后随时都可能再整你一下子。这么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番之后，我打定主意多听少说。

    可能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所以第一次动员之后，各部门分头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但会上大都冷冷清清，提意见的并不多，即便有人提意见，也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食堂饭菜不合口味，厕所的卫生比较差等等。于是，县委又召开了第二次动员会，董汉军在会上说，想不想提意见，敢不敢提意见，能不能提意见，体现了对党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热爱共产党。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变得有些犹豫起来了，如果我再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忠诚，不热爱了，同样可以授人以柄。心想在下次的民主生活会上，我多少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这次会议的第二天，我经过县委大院时，发现门口围着一群人对着墙上指指点点，我走近去一看，墙上竟然贴满了大字报，有几张大字报言辞还特别尖锐，火药味十足，其中有一张居然说县里某主要领导同志，在美女面前总显得和颜悦色，而在男同志面前却总是板着一副脸，在干部职工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张大字报虽然没点名，但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董汉军。还有一张大字报也是批评领导干部作风的，说党的干部要以身作则，地位变了后不应该换老婆。这张大字报虽然也没点名，但打击了一大片，因为大多数南下干部，到湄河后都和原来的老婆离了婚。

    有一张大字报是对着我来的，说全县的工业企业公私合营之后，存在不少弊端，生产效率下降，生产质量滑坡，内部管理亟须整顿。我看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时间，属于新生事物，存在一些问题在所难免，有必要贴到这里来大肆宣扬吗？心里猜测多半是工业局的干部，因为对我个人有意见，才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来。

    接着不久，县委召开了第二次民主生活会，我本来是打算在会上谈一点意见的，可是因为停电，没等到我发言就散会了。

    会上，曹锦轩的一番发言让我大吃了一惊。

    曹锦轩是我原来在湄河中学教书时的同事，两人一起组织了青年学习会，后来经我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在县政府教育科任副科长，科改局后，他又担任了教育局局长。那时，政治空气相对还比较宽松，只要不涉及制度和主义，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没什么顾忌，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和永玉，曹锦轩，因为共事的时间比较长，又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平时接触比较多，所以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董汉军接任县委书记后，在提拔任用干部上严重偏向于南下干部，我们几个本土干部，都觉得比较压抑，工作中处处受到掣肘，平时在一起便难免发些牢骚。这些话私下里说说还可以，可是一拿到桌面上来讲，就容易引发矛盾，且不说董汉军听了不高兴，其他南下干部听了，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曹锦轩竟把我们平时议论的这些话，在会上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说县委在干部任用上存在宗派主义倾向，在新提拔的县级干部和区局级一把手中，80%是南下干部，本土干部占的比例非常小，不利于激发本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曹锦轩是第四个发言，讲得比较多，也很激动。我想等他讲完之后，自己便接着发个言，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突然停了电。会场上一片漆黑，有人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他的话来。大约过了五分钟，才有人点了蜡烛过来。曹锦轩接着继续讲了一会，在蜡烛光下，我看见董汉军脸色十分难看，心想曹锦轩这下可能惹出祸来了。好不容易等他把话讲完，分管政法的罗副县长抢过了话头，我只好让他先讲。但罗副县长讲话罗里罗嗦，讲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等他讲完后，我举手示意想发言，但董汉军跟主持会议的县长周仕衡耳语了几句，周县长便说，今天不早了，又停了电，有意见改天再提，而且可以用书面的形式交给县委。我听了觉得很遗憾，没能在会上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散会后，我和曹锦轩一起回家，我悄悄对他说：“刚才你是不是说得有些过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似乎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妥。

    “我看见董书记的脸色很难看。”

    “他不是多次动员大家踊跃提意见？”

    “你对他的性格还不了解，他是那种喜欢听奉承话的人。”我不无担心地提醒他。

    “怕什么，大不了不当这个局长了。”

    他以为最多只是不让他当局长了，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我想起那张批评公私合营的大字报，其实写大字报的人也不过是就事论事，我却怀疑他是针对我个人来的。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干部习惯了听奉承话，谁要是说了几句刺耳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动机不纯。

    没过多久，形势便陡然发生了变化。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到年底时，县委又召开了一次反右动员大会，董汉军在会上一改前两次诚恳谦虚的态度，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抨击：“有些人，以为多读了两句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向共产党的领导权发起挑战，反动面目一下子暴露无遗。我就不相信，你们这几个人能翻得了船。对于这次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他说这话的时候，伸出一个手指，朝台下用力地点了几下。会场上静寂无声，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似的，仿佛这指头点到了谁，噩运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我侧过头去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曹锦轩，只见他表情凝重，脸色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