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妈妈家的成员

    妈妈家虽然很小，却一直很热闹。

    我一岁多的时候，爸爸把寄养在北京的姐姐接回来了。

    爸爸在与妈妈结婚之前，曾经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期间，妻子姓汪，在1948年锦州解放后不久病故，没有子嗣。她的娘家在北京，后来爸爸一直与他们有些联系，提起来就简称为“北京汪家”。第二次婚姻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部队南下期间，妻子姓薛，后来也病故了。这段婚姻留下了两个孩子，男孩叫多多，大我4岁，女孩叫津津，大我两岁。爸爸当时因为工作忙无法自己照顾孩子，就把多多哥哥送到了南京叔叔家，把津津姐姐送到了北京汪家，请他们帮助照顾。这些情况我都是20多年后长大成人了才逐渐知道的。

    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妈妈跟爸爸说，孩子在亲戚家照顾太给人家添麻烦，还是接回来吧。爸爸也同意了。可是考虑到怕妈妈工作忙孩子多了照顾不过来，决定先把姐姐接回来。姐姐接回来就到了211医院由妈妈来抚养。

    我三岁左右的时候。姥爷从河南老家来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国内开展了反右斗争，我的二舅在河南家乡被打成右派。经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1959年——1961年，国家经历了三年艰苦的经济困难时期。妈妈的家乡河南是重灾区，农村生活非常困难，姥爷从家乡出来，到了哈尔滨。

    姥爷当年60多岁，当时身体很虚弱，双腿浮肿。妈妈安排他住下，一起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姥爷逐渐恢复了健康。

    姥爷的身体本来是很壮实的。他中等个，眉毛很长很重，大眼睛，头发理的光光的，烟吸得很重，整天笑呵呵的，一口浓重的河南腔。最爱吃面条和肉食，很肥的肉都能吃。

    妈妈给姥爷找了个在洗衣房的临时工作，一干就是三年，每个月有一二十元的工资。姥爷都交给妈妈，三年妈妈给他攒下几百元，后来姥爷回河南用这钱盖了全村最好的一栋房子。妈妈是在军官食堂吃饭，我和姥爷跟着她吃，她带着姥爷先去食堂，让姥爷坐着她去打饭，打回来端到桌前给姥爷吃。顿顿如此，天天如此，三年如此，在整个军官食堂成为一道景观。妈妈的同志们看到都说：这个老爷子真有福气！别的人家农村来的父母没有一个有这样待遇的，多是把粮买回自己在家做，粗细搭配，父母在家做家务，照看孩子，当保姆使唤，甚至经常受儿女的批评。

    姥爷工作之余经常出去走，有一次走了一天很晚才回来，妈妈问他去哪儿了，他说：我想着走走看哈尔滨有多大，走了一天也走不完！妈妈笑着说，这是大城市，你当咱们家的县城呢，走几天也走不完啊。

    我小时候应该算是很聪明的孩子，7个月会走路，不到一岁会说话，一岁多就开始认字了。一两岁时每次大人准备带我出门，我都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大人：咱家门锁了吗？窗户关好了吗？比大人还操心。姥爷抱着我出去玩，我指着街上的路牌念上面的字,姥爷回来见了妈妈就说：“这孩不能要了！”妈妈惊问：“怎么了？”“这孩是个妖精！我都害怕！我抱着他走到哪条街上，他都能指着牌子认字，什么街什么路他全认识！这孩真不能要了！”

    姥爷为人实在，忠厚老实，人缘很好。他在大院里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是一位开救护车的司机师傅老万。老万也是河南人，经常请姥爷去他家，还经常留姥爷吃饭。

    表姐慧君也从河南来了。她是我大舅的大女儿，大舅在1949年跟妈妈一起参加了解放军，表姐那时还只有两岁。她从小眼睛不好，在河南家也没条件治疗，越来越重。后来被大舅送到了妈妈家，妈妈给她安排住院治疗，总算保住了视力。表姐跟妈妈的感情非常深，长大参加工作后，只要有机会就来看望妈妈，在我家一住就是几天半月的。

    妈妈对姥爷的孝顺，对表姐的亲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算一算，妈妈家当时的成员，有妈妈、姥爷、姐姐、表姐、我再加上常年雇的保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只有半间屋子的妈妈家是怎么住下这些人的，但事实是，妈妈家确实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七年之久，直到1965年妈妈从部队转业离开211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