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跟爸爸上北京
1963年春天,我5岁半的时候,爸爸搬家了。新家也是在道里区,是在靠近松花江边的高谊街,一座白色的三层大楼,因为省军区整个搬到松花江边的友谊路去了。
搬家之前还有个小插曲,那是个星期天,爸爸带着我去新家看房子,回来的路上,爸爸问我:“你是要坐车回去,还是走回去?”看样子爸爸原来是要走回去的,他想买点东西,可是我不想走,觉得太累,爸爸就带我去坐公共汽车。没想到在车上爸爸的钱包被偷了,爸爸对司机讲了这事,于是车一直开到了一个派出所门前,警察上车来帮助查找,又到派出所作笔录。费了许多劲,还是没找到,气得爸爸还把我说了一顿。
搬家后不久,爸爸准备去北京休假,要去叔叔家。本打算带姐姐去的,可不巧的是,她的一只脚突然出了毛病,磨破了一个伤口,她又抓破了,肿得老大,连鞋都穿不进去,只能穿拖鞋,走路都困难了。北京怕是去不成了,爸爸最后只好决定带我去。
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趴在三楼爸爸家的窗口上,看着妈妈、姐姐还有抱着书书的保姆这支小队伍走上去电车站的路,她们回211医院的妈妈家了。
从小我一直是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已经习惯了,这次第一次和爸爸单独生活在一起,还真有点紧张。父子与母子之间,大概总是存在着这么点差别吧。
爸爸的新家是在三楼上的两个独立房间,楼上有公共的自来水间和公厕。楼道里和走廊里都是新粉刷的白墙,地板都是红油漆。房间里都是彩色的喷涂,很好看。因为刚搬来,楼里还很空,也没有什么孩子,十分安静。一楼是军区门诊部,还有一个收发室,一个老大爷看门。
省军区大院搬到了友谊路,就在松花江边。从爸爸家走到军区大院,大约10分钟就到了,爸爸带我去了几次。办公楼很大,很干净。爸爸每天从食堂买饭菜回来吃,在军区大礼堂还看了一次电影,是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那天去晚了,进去时黑乎乎的,好一阵才找到座位。银幕上,孙悟空在龙宫里跟老龙王要了定海神针金箍棒,正骑在上边耍着玩呢。
在爸爸家住了几天,我和爸爸就动身了。
动身那天,是个阴雨天,爸爸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乘出租车,也是第一次乘小轿车。
我第一次上了火车。我们乘座的是软卧包厢,这是一个单独一间的车厢,里面十分豪华,有台灯、壁灯、沙发床,靠车窗有一个小桌,上置茶杯,烟缸。还有拖鞋和其他一些设置和日常所用之物。我和爸爸单独包乘一间,我坐在车窗旁,看着窗外蒙蒙细雨,听到站上一声长铃,列车徐徐开动起来,哈尔滨站向后退去,退去......
列车在飞快地奔驰,向着叔叔的家——北京开去.
我坐在车窗旁,向窗外广阔无垠的原野眺望,满地的庄稼,茂密的丛林,一个个村落……我第一次看到了大自然,就象小鸟刚飞出窝,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好。远处的大山,隐约可见,象在跟着我们向前走,为我们送行。可离列车很近的电线杆和树林却一闪而过,显得那么无情.列车穿过山洞,跨过大河......向着北京飞驰。
到吃饭的时候,一个穿白色上衣的列车员阿姨走进我们的车厢,爸爸说这是来预先订饭的,我们吃什么饭就告诉她,然后一会儿就能吃到这种饭了。果然,一会儿我们来到一节叫“餐车”的车厢,一位胖胖的师傅端来热腾腾的大米饭和油汪汪的红烧肉,真香啊!
每到一个站,爸爸总要带我下来走走看看,其实我宁肯坐在车厢里从车窗往外看,可是爸爸非要我也下来走走。我胆突突地在站台上,没什么心思散步,只是望着喘着粗气,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再看悠然自得的爸爸脚上穿着的拖鞋,我真担心:火车要是开走了该怎么办哪?
在火车上度过了一夜一天,第二天晚上,天已经黑了下来,从车窗望出去,火车前进的方向出现了好大一片灯光。爸爸说,那就是北京。北京终于到了!爸爸带我走下火车,啊,多么雄伟壮观的火车站!长长的地下通道,灯光通明,走出站口,天色已晚,北京车站高大的钟楼,亮起盏盏明灯,我们乘上一辆出租小轿车,飞驰在宽阔的街道上,两边是明亮的路灯,晚上车来人往,自行车成群结队,比哈尔滨的自行车多得多.我正看得眼花缭乱,车却慢下来,最后停在一个大门的旁边。
我们走下车来,嗬,好大的院子啊,里面有高大的楼房。大门口有两个解放军背着枪站岗,爸爸带着我走进门旁的收发室,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位叔叔和爸爸打着招呼,好象他们原来就认识。一会儿,我们就向院子深处走去。
因为是晚上,光线很暗,看不清周围的环境,我只觉得走了很长一段路,经过几幢大楼。最后我们走进一幢大楼的楼门,上了楼梯。上了好几层,在一个门前停下。爸爸敲了敲门,门开了,一群孩子叫着迎上来,随后叔叔和婶婶都出来了,我们进了屋,叔叔家终于到了!
爸爸跟叔叔的关系非常密切,平时通信很多,也经常互相寄家人的照片。两家的孩子们也经常互相写些简单的信夹在大人的信中。和在照片上见到的一样,我一一地认出了他们。叔叔比爸爸高一点,比爸爸瘦些,也年轻一些,和爸爸谈起话来。婶婶个子不高,戴着眼镜,非常和善,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话。多多哥哥和姐姐长得非常象,连说话声音都象,他写信给我时寄去他画的画我最喜欢了,姗姗姐姐,大我一岁,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新新,小我两岁,是小弟弟了,一付淘气的样子。他们拥簇着我走进里屋。
婶婶打来水给我洗澡,我在哈尔滨时身上长了些瘊子,婶婶说洗洗澡就会好的。婶婶一边给我洗澡一边问我:“小卫卫,你怕你爸爸,还是怕你妈妈?”我当时也不知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真不太好回答,但我还是说了:“怕我妈妈。”“为什么呀?”“妈妈有时候打我,爸爸不打我。”其实真要说怕,我还是怕爸爸!
我和爸爸住在大楼后的一个平房里,里面有一个大蚊帐,晚上在那里很凉快。
每天白天,我和多多哥哥、姗姗姐姐、新新弟弟在一起玩。本来多多已经上小学,姗姗上幼儿园,但现在都放暑假了。多多哥哥大我四岁,那年应该是10岁,他天天带我们玩各种游戏。他会画画,画得又好又快,他很聪明很灵巧也很淘气,叔叔经常批评他。叔叔家有一支气枪,他经常带新新拿气枪打着玩,还有一只猴脑袋木偶,衣服是紫色的,十分有趣。他有一整个书架的书,使我特别羡慕。
叔叔家住在复兴路总参大院,这里也就是后来成名作家王朔从小在这里生活长大的地方。王朔几年前出版的小说《看上去很美》就是描写这个大院的儿童生活。在他过去的许多作品中,都是以这个大院为背景写的故事。
大院里也经常放电影,有时候在大礼堂放,也有时在露天放映,记得我在北京期间看过两个电影,一个叫《槐树庄》,是土改时期的故事,是在礼堂看的。还有一个叫《哥俩好》,是露天放映的,是演部队战士生活的。演了一大半天忽然下起雨来,电影就没看完。回来后第二天多多就带着我们在一起玩《哥俩好》的游戏,多多演电影中最调皮戏最多的主要人物二虎,姗姗演排长,我也忘了我演什么,新新演一个人物,在电影里他那个角色是拿冲锋枪的,他非要演那个不可,可是他那个角色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把他气得够呛,高低不玩了。可是临了,多多拿一根竹竿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把屋顶的电灯泡给打碎了,叔叔回来少不了又给他一顿批评。
多多、姗姗和新新都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说的又快又溜,特别是一些跟哈尔滨话不同的词汇,很是引起我的兴趣。别的都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特”这个字。形容什么东西非常怎么样,都用“特”,“特好”,“特快”,“特好看”,“特好吃”,“特棒”。说的时候还尤其强调这个“特”字。哈尔滨那时候形容词是“嘎”,“嘎好吃”,“嘎好看”,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嘎”就逐渐演变成“贼”了,“贼好”“贼干净”。还有那个“甭”字也非常有意思,“甭来了”“甭去了”“甭干了”,一字顶俩字。整天跟着这几个孩子玩,我回到哈尔滨后,也是一口京片子,很久才改回来。
北京的夏天比起哈尔滨要炎热得多,每到中午,午休时间很长。我经常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高大的柳树,在刺眼的阳光下长长的垂柳碧绿碧绿的,听着蝉们齐声大合唱,“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天气越热它们叫得越起劲。阳光、干热、垂长碧绿的柳、刺耳的蝉鸣、睡不着的午觉,构成一幅北京夏天中午的印象,多少年了还依稀朦胧地随时可以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哈尔滨没有蝉,这也是我在北京长的一个见识。
每到星期天,爸爸和我跟叔叔全家就外出去游玩:动物园、天安门、故宫、王府井百货大楼……等等。八一建军节那天去的动物园,在那里几个孩子一起照了张相。
到王府井时叔叔说每个孩子可以随意提出买件什么玩具,他们几个要的什么我都忘记了,我要了一杆红缨枪,大概受爸爸给我讲过的一些古代战斗和神话故事的影响吧。
叔叔家很宽敞,有几个房间,客厅很大,室内有洗手间。每天吃饭,大人们坐在一桌,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桌,每顿饭都有很多菜,大人们喝酒,我们喝果子汁,那一段生活真是天堂一般。
有时爸爸带我单独出去,到小姨家去看看,我们和小姨一起到过颐和园,还在那儿照了几张照片,我和爸爸还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照片,那时我才到爸爸腰带那儿呢!
那时北京这些旅游景点游人都不多,特别在不是星期天时更少。故宫和颐和园内很多地方都展出清代皇宫中使用的物品,有专人为游人讲解。记得好象在颐和园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一座非常精美的西洋钟,是宝塔形状的,每一层都代表某一整点时间。到了某个钟点,宝塔的这一层就走出个小人或小动物小鸟什么的,发出叫声来报时,几声就是几点。
爸爸还经常带我逛书店,北京书店可真多呀,有一次爸爸给我买了三本岳飞的故事连环画:《岳飞出世》、《枪挑小梁王》、《岳母刺字》。这是一整套10多本《岳飞传》连环画的前三本,那时刚刚出版了这三本。后来我们回到哈尔滨后爸爸又陆续买齐了全套书,这套岳飞的故事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时代的我,对我的一生几乎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国庆节快到了。我多次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过北京庆祝国庆节的壮观场面,盛大的游行队伍,绚丽的焰火晚会,毛主席还要上天安门,如果能在北京过国庆,亲眼目睹这一切那该多好哇。可是,爸爸偏偏要回哈尔滨了,我当然也得回去的,北京还没呆够呢。
临走时,爸爸和我跟叔叔婶婶全家去照相馆照了张相。孩子们都想拿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来照相,姗姗抱了一个娃娃,我看中了一只玩具小象,可是新新看我拿这只小象就非跟我争,最后只好让他抱了去。我什么玩具也没拿,有点失落。新新取得了小小胜利,照起像来也很神气。
我们离开了北京,上火车时,可能是包厢都客满,反正我和爸爸上去的那个包厢里还有两个解放军,他们只坐几站就了下车,此后又是我和爸爸单独坐了,我还拿着那杆红缨枪呢!
回到哈尔滨那天好象也是下着雨,一辆出租轿车把我们送到了家,我又看到离别两个多月的高大的友谊宫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