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上小学

    1964年夏末,当幼儿园的暑假结束时,我没有继续上大班，却直接上小学了。那时我刚好6岁半，去的学校是211医院附近的松江拖拉机制造厂子弟校。按我当时的年龄是不够入学资格的，但由于工厂跟211医院关系较好,也就接收了。

    每个入学的孩子还进行了简单的考试,一个老师问了几个问题,又出了几道简单的算术题让算,又让写了自己的名字,写了“毛主席万岁”一些字,就通过了。

    姐姐在早我两年就进了这个学校,现在已经去了长春八一小学了。

    一个阳光灿烂的初秋下午,我来学校报到,院里满是新来的小朋友,我们被编为三个班,211医院的小朋友们来了不少：芦莎、戴小滨、王昌军、王禹华——小明也在这个学校,不过比我高一个年级。以往每个年级都是两个班,我们这年级人多,编了三个班。我们班的班任老师姓孙,是个年纪很轻,扎着两条不长不短辫子的女老师。她穿一件白地绿花上衣,满面笑容地迎接了我们。

    第一天报到，没有上课，孙老师拿着名册点了名，挨个认识一下学生，又讲了讲上学的要求，纪律什么的，并宣布让我当班长,这让我非常意外，也不知是看我老实听话呀还是怎么着。那天下午放学我回家,碰上两个小男孩指着我说:“这就是一年一班的大班长,打!”说着就冲着我过来了.我拼命往家跑，他们也没追上我。到家了我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最想不明白的就是今天老师刚宣布我是班长，那两个小男孩也不是我们班学生，他们怎么知道我是班长？再说了，我当班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要来打我呀？这样想着进了家门，妈妈见我回来了,很高兴,问这问那的,我想着自己的心事，随口应付着，也没心思说什么。

    第二天发了书,小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学校是一座黄色的楼房，面对着宽阔的新阳路大街，楼后是操场。从我家走到学校，大约要15分钟时间。那时候孩子上学都是自己走，没有大人接送。

    这是松拖子弟小学旧址，外墙还是当年的颜色，已经准备拆迁了。（摄于2011年10月）

    因为是工厂的子弟小学，所以学校和松拖厂的作息时间一样:早上是七点半上课,从周二到周四是全天上课,周五、周六下午无课,周一休息。

    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主课是语文、算术，还有体育、音乐、手工等。

    语文课先学了一个月的汉语拼音。然后就开始学汉字，我还记得最先学的几个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足、口、耳、目……每个字都配有图画，最后一课是“毛主席万岁！”

    可是，有几件非常使我不如意的事。

    第一件就是班长问题，我性格生来儒弱内向，啥也不敢说,不敢管，再说我在班级里是年龄最小的，个子差不多也是最小的，不受大孩子欺负就不错了，我能管得了谁呀？后来老师也看我实在难以胜任,就另任命了一个男孩子当班长，他叫郭曾若，个子高高,他爸爸是化工研究所的,在211医院旁边,让我当了副班长。我虽然如释重负，但是本来已经当了班长，现在“降”为“副”的，都说人能上不能下，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第二件是书包问题,两年前姐姐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给我们俩买了书包和铅笔盒。那时候上小学，男孩和女孩背的书包式样是完全不同的，男孩背的一般都是绿帆布的，一根宽背带，书包口有块布盖上，还有两个小锁扣。而女孩背的书包都是象个买东西的兜子那样，一般是花布做的，有的还带着花边，这种书包没有封口,口上有两条带子。男孩都是把书包斜背在肩上，而女孩都是挎在肩上。而家里偏偏给我和姐姐买了一样的两个女式的深蓝色花书包！这让我怎么背得出去呀？妈妈不觉得这是个什么问题，就让我背这个书包上学，从第一天开始，这个书包让我饱受了同学们的讥笑。

    第三件是饭盒问题.由于全天上课,学生中午回家吃饭有点紧张，所以学校专设了一个热饭的地方,学生们都从家里带饭，每人都拿一个饭盒。当时的饭盒是很常用的，样式大体都差不多，是长方形的，可是我那个饭盒也与众不同,是个椭圆形的,这也引起同学们的注意，遭到很多讥笑。

    还有一件事也不顺心,本来家里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个铅笔盒,她从长春八一小学回来了,非要把她那个旧的换给我,我只好和她换了,眼看着我那崭新的铅笔盒变成了一个又破又旧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只好忍着。这个破铅笔盒后来一直伴随我读完初中，现在还保留着呢。

    不顺心归不顺心，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使我从一上学就比其他同学的水平高出一截,生字写得也好,算题也快,加上我上课也注意听讲,回去认真写作业,所以从一开始学习就是拔尖的。

    那时上课和下课都是由工友手摇着一个大铃铛，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从楼下挨着教室一直摇到楼上。每到下课时，孩子们就跑到操场上玩。学校的男孩子当时流行一种“骑马战”的游戏,几个孩子围在一起,托起一个孩子，这就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跟另一伙这样的孩子交锋，上面的两个孩子互相撕扯，下面的孩子也互相连挤带撞，哪一方把对方托着的孩子拉扯下来就算赢。每到下课，总有许多男孩分伙互相打得不可开交。我从未敢参加这样的战斗,只是远远地看热闹。女孩们玩得比较文明，跳皮筋、跳格子、跳绳、打口袋、玩蛤蜊哈什么的。

    有一天下课，我跑出教室，在楼门口看到一个老师正拿着一张报纸在看，报纸上的大标题写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王禹华是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俩家住的非常近,上学放学我们总在一起,回家我们又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我常去他家玩,他也常来我家玩,我最愿意吃他家蒸的玉米面和白面混合面的馒头,我家从来不做这样的馒头，食堂也没有这样的馒头。

    那时的孩子上学前一般都有个小名，也就是小时候父母先随便起个名字叫着，等上学了再正式起个名字，叫“学名”或“大名”，比方说我的小名叫“卫卫”，上学时用的名字叫“杨力卫”，后来逐渐演变成“杨立伟”了。芦莎的学名叫王炎，和我仍是好朋友——但只是回家后。因为在学校里我们男女同学界线十分分明,我们接触很少,怕同学笑话,回家后我还常去她家玩,她爸爸给她买的一套小人书我很爱看,是杨家将的故事。

    我的胆小怕事的脾气还时时露出来,有一次考试，我答完卷子就放学了，刚出校门,突然发现钢笔没带出来,可能是拉在书桌里了,可我竟不敢回去取,终于第二天到教室时,找不到了.那是支爸爸参加抗美援朝的纪念品呢。

    老师说，准备在学生中发展少先队员了，标准很严格，一个班只有一个,要学习最好的,当时班里我和芦莎的学习最好,大家猜我俩到底谁能先入队。

    上学后的第一学期，我干过一件又傻又蠢的事。有一次上手工课,制作“晴雨表”。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印有图案的硬纸版,按照要求把它剪开,最后制成一只带盖的小盒,就像扑克盒的样子，只是小一点。小盒正面是个圆口，盒里面放有“晴、阴、雨、雪”四张小卡片,卡片上面有图画,什么样的天气就把什么样的纸片放在最外面,刚好可以把表现气候的图案从圆口露出来。我那张手工材料被我剪坏了,没做成,我气得够呛。下课时,我走到教室门口，看到有个同学,忘记他叫什么了,他的手工做得非常好,正拿着玩呢。我当时心里竟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我走过去,和他搭讪着,把他做的“晴雨表”拿过来看着,乘他不备,我便一步抢出了门,任他在后面怎么喊,我也不回头,就这样一口气跑到了家,那天是阴天小雨。

    下图是当时小学生使用的石板，用来练习写生字，用专用的化石笔在上面写字，写完可以擦掉。这样可以反复写，擦掉重写，可以节省纸张，那时的文具商店都有售卖。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买一块石板，上学必须带。放在书包里，背着很沉呀。我的这块石板一直保留下来了，现在应该是个近代古董了吧。

    冬天到了,每天我不到七点就得从家走,天是黑朦朦的,曙色微露,月亮还挂在天上,脚下是一片白雪,上班的车辆和人们开始穿梭忙碌,我背着书包,顶着刺骨的小北风去上学。

    上学之后，每天都是全天上课，回来还要写作业，我还要完成妈妈留给我的写毛笔字和写日记的任务，没什么时间去玩了，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周大院礼堂放的一两场电影和偶尔的文艺演出了，《战上海》《两个巡逻兵》《甲午风云》《英雄坦克手》《怎样打坦克》等电影都是这时看的,还看过一次话剧《柜台》，看过一次23军文工团演的杂技表演,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