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混乱的生活

    班级里新转来一个男同学叫马遂，个子不高，肤色黝黑，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有一天在课间，他走到我跟前主动跟我说话，还记得他一边说话一边两手撑着两边的课桌打悠悠，很浓重的北京口音，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

    马遂家住在友谊路与通江街交叉口的大黄楼，离学校很近，可是每天他都早早地到我家来，我们再一起去上学。放学后他也经常邀我去他家玩。

    贾老师对我，应该是十分偏爱的。在我刚进入通江小学几天后，她就创造条件鼓励我跳级，还培养我当班长。现在跳级已经不可能了，班干部也当不明白，因为我年龄在班里最小，长的也最瘦小，那些淘气的大男孩子我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可是贾老师仍然喜欢我，有什么好事先想着我。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哈尔滨市有一个大型文艺演出联欢会，是部队文工团表演歌舞杂技，学校每个班就给了一张票，中午放学的时候贾老师把我叫来，悄悄把票塞给我，说：“每个班就一张票，在儿童电影院演出你自己去看吧，别告诉别人。”我正准备要去的时候，马遂跑过来，约我放学去他家玩。我说我有事不能去了，马遂非问我有什么事，我也不会撒谎啊，就吱唔着说我去看演出，是老师刚给的票。马遂一听，转头就奔贾老师去了：“老师，也给我一张票呗！”我一把没拉住他，赶紧转过脸，贾老师怎么答复他的我都没敢听。过后贾老师对我说：“不是跟你说了每个班就一张票，叫你别告诉别人吗？”我羞红了脸，嗫嚅着：“他问我，我一下子就说出来了......”贾老师慈爱地着说：“这孩子，不会撒谎啊。快去吧。”那时正是中午，阳光灿烂。

    学校的秩序继续混乱，我们这个年级最早有18个班。有两个班可能因为没有班任老师所以被分了，把学生分配到各个班，我们班也分来几个，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分来，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男孩子叫鲍军明，有个绰号“崽子”，也许是他的小名。他个子高大，身体强壮，是学校里有名的打架大王。我曾经在学校里看他把高一两个年级的男孩都打得直哭，没想到他分到我们班来啦。

    当时我们班的陆希平、邓书仁和刘凤生是班里最强壮最高大的男孩，鲍军明到我们班的第一天，就与他们三个进行了激烈交锋，把他们都给打了。在贾老师严厉制止下，勉强平静下来开始上课。一节课没上完，教室的门被人“砰”地一脚踢开，好几个17、8岁的大小伙子拥在门口，一连声地吼道：“鲍军明！给我出来！”“敢打我弟弟，你出来！打死你！”贾老师被猛然惊吓，脸都变了色，手捂着胸口，半天才缓过气来。她走到门口，对那几个小伙子说：“现在正在上课，你们有什么事，下课再说！”那几个小伙子总算还给老师点面子，还往里指指点点，骂声不绝：“等你出来！整死你！”再看那鲍军明，面不改色，嘴里也没闲着：“就打了，怎么的，我在乎你们！”

    课是没法上了。下课后，我看见那几个小伙子围着鲍军明，但是没有打架，其中一个对鲍军明说话说的很动情，大意是你和我弟弟都在一个班，今后好好处，别打架。那几个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帮着说，鲍军明比他们都要矮一头，哼哈地答应着。后来才知道，陆希平吃了亏就跑回家告诉了他哥哥，他哥哥带着一帮人来给弟弟出气，等跟鲍军明见面后发现认识他哥哥，所以打架变成了劝说。

    三年级的下学期，贾老师病了，不能来上课了，我们班级没有了班任老师。每天我们来到学校，都不知道今天是谁给我们上课，学校老是找老师临时给我们代课，今天这个老师，明天那个老师，课也讲的乱七八糟。有时候就干脆放学。

    家里的保姆，我们叫大姐姐的，过去是个非常淳朴的农村姑娘，现在随着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长了，年龄也大些了，逐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我们家对待保姆特别尊重，爸爸妈妈经常叮嘱我们要听大姐姐的话，要尊重她，不能顶撞她。因为我们这些孩子逐渐也大了，正在形成自己的独立性格，对各种事情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大姐姐的有些事也是有意见的。每天爸爸妈妈很早上班，很晚才回来，爸爸妈妈在家时，她在各个方面还是非常注意的，可他们上班一走，她就是家长了。首先是她对弟弟的态度让我们很不舒服，可又不敢说，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一天早上，弟弟不知因为什么哭闹，不好好吃饭，直到爸爸妈妈上班走时候还没哄好。他们前脚一出门，大姐姐立即声色俱厉地训斥弟弟，弟弟又大哭起来，大姐姐一把将他抱到窗台上，说：“你再哭！你再哭我把你扔下去！”正在这时，爸爸突然回来，可能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回来取，一进门刚好看到这一幕，他赶紧喊道：“哎呀，不能在那里呀，危险啊！”大姐姐立刻变了个笑脸，对弟弟说：“你看，不让你上这么高玩，你不听，看看你爸爸说你了吧？还不快下来！”弟弟抽泣着没敢吱声，我们看在眼里，也没敢说什么，心里却很生气。

    大姐姐越来越越喜欢逛街，越来越喜欢打扮，白天经常外出很长时间，弟弟幼儿园放假期间大姐姐外出就带着他，我和姐姐在家里，大姐姐锁上一个屋子的门，让我们呆在一个屋子里。有一天大姐姐又带着弟弟出了门，接近中午的时候，弟弟一个人回了家，他那时才刚5岁，从来没让他单独出过门，我们非常惊奇，问：“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弟弟哭着说：“我跟大姐姐到中央大街妇儿商店去，她不知道去看什么东西，人多，我怎么也找不到她，后来我就自己走回家了。”正说着，大姐姐急匆匆地跑了回来。一看到弟弟在家，不由分说，上来就重重地打了弟弟几巴掌，边打边说：“你乱跑什么你！吓死我了！”弟弟大哭起来。大姐姐又吓唬我们几个：“告诉你们，不许乱说啊！”

    从此后，大姐姐再出门，都是把弟弟锁在屋子里，让他睡觉，然后再出去。有时候弟弟醒了她还没回来，就在屋子里哭叫。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也进不去，干着急。几年后，大姐姐已经离开我们家很久了，弟弟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那时候有一天他睡醒了，要小便，可是大姐姐还没回来，门锁了出不去。他哭叫半天也没人开门，尿憋得不行，想尿地下或者盆里吧，又怕大姐姐回来不愿意，最后他把尿尿到一个洋铁皮的大水壶里。尿完他就又跑回床上躺着装睡觉。一会大姐姐回来了，她每次回来都习惯性地捧起大水壶对着嘴“咕咚咕咚”喝一气，弟弟吓的用被蒙住头，从被缝往外偷着看，只见大姐姐喝完水后，把那壶水拎出去倒掉了。估计她喝完也觉出有点不对味儿，八成以为壶里的水放时间长了有点坏了。

    家里买了台缝纫机，其实妈妈用不了几次，我们都小，也不会用，这台缝纫机基本也是大姐姐用了。她那时想学绣花，弄了许多图样和彩线，天天用缝纫机绣花练手艺。

    大姐姐还结交了一些年龄相仿的女朋友，经常来家里玩，有一个姑娘叫马丽珍的最常来。当时文革时期很盛行改名字，马丽珍说她的爸爸也要给她姐俩改名字，给她改名叫“马革”，给她妹妹马丽霞改名叫“马命”。她俩嫌太难听，没同意。

    当时我叔叔从北京来信还跟爸爸商量要给我们两家几个孩子改名字，把中间那个字由原来的“立”改成“红”。叔叔家那几个孩子都改了，我们却不太同意这个提议，后来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改。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我们家受到的波及越来越严重了。爸爸妈妈每天回家谈到的话题越来越沉重，当时各个单位都有“造反派”，这些“造反派”过去都是普通职工，现在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而各个单位过去的领导也就是“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因为运动的锋芒已经指向了国家领导人，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条写在马路上的大标语，内容就是打倒刘少奇。回家我问爸爸：“刘少奇不是国家主席吗？为什么要打倒他呀？”爸爸苦笑一下，没有回答我。既然国家主席是最大的走资派，那么各级领导都执行了他的路线，所以无一幸免都是走资派，围绕如何对待这些走资派，造反派又发生了分化，比方说爸爸单位分成了“楼上团”和“楼下团”，一派保爸爸，打另一个单位主要领导；而另一派则支持那个领导，打击爸爸。妈妈单位分成“大团”和“小团”，一派支持妈妈，一派打击妈妈，两派又都共同打击另外两个领导。哈军工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黑龙江省分成了“捍联总”和“炮轰派”。全国都大乱起来。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家门上和走廊里都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标语，写着爸爸的名字，“揪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打倒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办才好。一会儿爸爸回来了，他一声不吱，只是一把一把地把这些标语都撕下来。

    爸爸单位的造反派一次一次地来抄我们家。因为我们住在省军区的宿舍，我们家隔壁就是军区的通讯站，军区一听到消息就派战士来制止，这样反复多次。

    1967年12月30日，刚满10周岁的我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

    每天写算术一个练习，写语录一条，要会背，会用，还要写日记。

    按时上学不要迟到。

    每星期开一次斗私批修会，互相争（征）求意见，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

    不要成天玩，放学以后，吃完饭，就算算术，写语录，完了就玩，一般最多只能玩4小时，没有事的时候，可以听收音机，看书报，关心国家大事。

    本计划1月1日开始执行

    不遇特别事情一律不准破坏

    坚决，执行！

    坚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