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爸爸进“牛棚”

    在何老师来到我们班，我们班级正在恢复秩序，转变局面的时候，我们家却面临非常严峻的情况：爸爸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我家祖籍云南省陆良县，祖上在清朝为官，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了。爸爸早年参加革命，在国民党滇军中作为中共地下党潜伏十年直到1948年锦州解放。然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1964年转业到地方，在省图书馆任副馆长。我的妈妈、叔叔、舅舅都是解放军，我曾经为我出身于这样一个革命军人家庭而无比自豪。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爸爸出身是官僚地主，这一条在那时候就够难受的了，而他的社会关系更复杂：爸爸的七叔是国民党空军少将，在台湾；爸爸的舅舅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台湾；爸爸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当时定性是“女恶霸，土改时被镇压”（八十年代被平反，定为错案），就这几个社会关系，放谁身上也好不了。

    爸爸在国民党军中的十年地下工作，更成为被反复审查的问题。爸爸既然在国民党军中，肯定有公开身份，他的职务是中校军法官。好了，造反派就把他作为国民党军的中校军法官来审查，说他就是国民党军官，是假中共党员，是解放时混入了革命队伍。

    爸爸转业到地方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按当时的说法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要揪斗“走资派”，所以爸爸是当然的斗争对象。

    造反派认为:爸爸出身地主，一家子都是反动派，本身当了十年国民党军官，假中共党员，混入革命队伍又当了走资派，这些哪一条都是罪该万死，何况这些条都集中在爸爸一人身上？

    省图书馆的造反派们一次次来我们家，贴大标语、大字报；抄家。因为我们家是省军区宿舍，省军区曾多次派战士来维持秩序，制止了多次。但是，在1968年的5月30日，造反派们还是把爸爸带走了，关押起来审查斗争，不准回家。当时被揪斗被打倒的都叫“牛鬼蛇神”，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就叫“牛棚”。爸爸也进“牛棚”了。

    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听说后，饭也没做就跑出去，奔走了一夜，我们在家饿着肚子也几乎没睡觉。早上妈妈疲惫地回来，眼睛红红的，我们没敢问，妈妈也没说话。后来妈妈说，他找了军区有关部门，还找了父亲过去的老领导，他们都跟爸爸单位的造反派打了招呼，可以查问题，但是不能武斗，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过段时间，家里可以去探视，可以写信，送些生活用品。

    爸爸的问题很快也牵连到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了。

    首先是爸爸的出身是官僚地主，当时每个人都要经常填写各种表格，就连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所有的表格中都有“家庭出身”一栏，要求上填三代，即填到爷爷辈，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只能填“地主”。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出身真是奇耻大辱啊，填了表格都不敢见人，偷着拿给老师，低着头跑开。

    我在小学申请加入红小兵、在中学申请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班级都是第一批就把我推选上去的，可是都没有被学校批准，都是学校工宣队把关卡住，然后在第二批第三批才加入的。1972年部队从中学招一批兵，我也被推选了，也是因为出身问题被卡下来了。直到1976年我下乡在生产建设兵团入党提干，爸爸当时早已被“解放”恢复工作了，可是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仍然影响到我，那几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仍然填写在我的入党志愿书“向组织说明问题”一栏里，我是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破格吸收入党的。妈妈曾经叹着气对我说：“你积极上进要求进步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你爸爸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对你影响很大呀。你如果真去当空军飞行员，都不能让你开飞机上天啊！”

    爸爸被抓走关押之后，不准回家，每个月只给家里发30元生活费。好在妈妈在单位情况还好，因为她家庭出身没问题，职务是总护士长，还不算“当权派”，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被结合进去了。妈妈当时工资90多元，维持家庭生活还可以。但妈妈工作非常忙，单位离家又特别远，道里区到太平区，中间还要换一次车。每天一早就上班走了，晚上很晚才回家，经常还要值夜班不回来。保姆大姐姐已经结婚走了，家里就剩我们这几个孩子自己照顾自己了。当时姐姐12岁，我10岁，弟弟6岁，没有大人的时候，有剩饭就吃几口，经常没吃的了就饿一顿。

    每到星期天，妈妈都准备些生活用品，让姐姐带我和弟弟一起去省图书馆看爸爸。在文革前爸爸刚到省图工作时，爸爸曾多次带我们去过，给我们找书看，那时很多的叔叔阿姨对我们都非常亲热。可是现在我们去了，碰到的都是冷冰冰的面孔，粗声大气的呵斥。姐姐去过几次后再也不肯去了，只好由我带着弟弟去。

    根本不准见爸爸，把东西拿出来，造反派们一样一样检查，不合格的东西给扔出来。比方说妈妈有时候给带些吃的东西，一律不准。带香烟只准带“葡萄”牌以下的，“迎春”牌的都不准。“葡萄”牌0.23元/盒，“迎春”牌是0.27元。但是妈妈每次还是坚持带些吃的东西，指望着我们能碰上个好说话的人，这样爸爸也多少能吃到一点。

    允许写简单的信，我们每次都给爸爸写，爸爸每次也都写给我们，需要什么就写在信里。

    造反派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好心人，看到我们小哥俩10岁的领着6岁的来看爸爸，对我们很和蔼，吃的也让留下，“迎春”也可以留下。但这样的人很少，多数态度很冷淡。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男的，大个子，经常穿双白高级球鞋，还有一个女的，也是大个子，大宽脸，戴副眼镜，态度最坏，从来说话没好气，到我们家抄家就是他俩带头，最凶恶。如果碰到他们，我们挨顿训斥不说，几乎所有带的东西几乎全都给扔回来，还要加上一句：“以后不准带这些东西来！”

    爸爸每次来信都要告诉妈妈：孩子们来探望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来。他是担心妈妈受气啊。

    有一次我和弟弟刚走进省图书馆的大院，迎面看到了爸爸！他正和几个被关押的人在造反派的看管下抬木头，我们看看他，没敢喊。爸爸也看到了我们，他也没作声，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这一眼似乎很漠然很冷淡，又似乎包含着千言万语，这一眼直射入我脑海之中，从此就像照片一样定格了......

    有一次开批斗会，造反派动手打了爸爸，腰受了伤。后来爸爸讲过，那时候每次开批斗会，都是这样开场：造反派喊：“把走资派带上来！你们自己报狗名！”造反派们给这些走资派都起好了罪名，比如说某某是苏修特务、走资派，那他自报“狗名”就要说：“我是苏修特务、走资派某某。”这样说了，这关就算过了，接着开批斗会。那些被揪斗的人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爸爸从来不，让他“报狗名”，他只说；“我是杨守沫”，他从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那些罪名。每次开批斗会，造反派都恨的直咬牙，推推搡搡地骂：“国民党！顽固的反动派！告诉你，换个单位早把你打死了！”因为省图书馆毕竟是个文化单位，造反派里很多都是大学生，相对来说文明程度高些，动手打人还是没那么严重。另外省军区还有爸爸的老领导也多次力保，他们还是顾及着些。但是这次爸爸被打的很重。

    消息通过省军区有关部门告诉了妈妈，说已经批评他们了，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已经治疗了，没有大问题。妈妈还是非常担心。这个星期天，妈妈准备了东西之后，给弟弟兜里装了两个苹果，妈妈叮嘱弟弟：“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苹果拿给爸爸，问问他身体怎么样。”弟弟点点头。

    我们到了省图后，意外地见到了爸爸！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屋子里有人看守着。我们把东西拿过去接受检查，一切还算顺利。可能是因为腰受了伤，不能干活了，让他坐着，也允许我们看看他，说明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弟弟跑过去，从兜里掏出苹果递给爸爸，说：“爸爸你的腰好了吗？”这句话就像捅了马蜂窝，看守的造反派是个30多岁的男人，他一下子跳起来，追着弟弟大声喝道：“你说什么？什么腰？什么伤？你小崽子乱说什么！哪里有伤？哪里有伤！”六岁的弟弟吓得哇哇大哭，我吓得不知所措。爸爸站起来说：“小孩子不懂事，他只是随口问问我身体怎么样嘛！”造反派回头喝道：“你老实点！不许乱说乱动！”我含着眼泪拉起哭着的弟弟出了门，两个苹果也给扔出来了。

    从爸爸被抓进去，我们这是唯一的一次被允许看到爸爸（上次是偶然碰上）。

    每到星期天，我都要带弟弟去探望爸爸，这已经成了我一块心病。又想爸爸，想去看爸爸；又怕去，怕被训斥，怕受气；又不能不去。弟弟倒是非常坚决，每次都一定跟着去。

    入冬的时候，爸爸关押的地点改变到了省委党校，全省文化系统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到那里，由军宣队统一管理。这回管理的正规些了，人身安全不用担心了。每次送东西仍然要检查，但是宽松一些了。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从家乘公共汽车到和兴路，下车还要走好远才能到党校，弟弟每次都被冻的直哭，我用手给他捂着脸，哄着他。可是每次探望，他还是一定要去。

    这是1968年的年底，我满11周岁了。爸爸已经被关进“牛棚”整整七个月，我和弟弟“探监”也去了几十次了。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自由呢？

    省图书馆和省委党校这两个地方，至今我也不愿意进去。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了40多年，省图已搬迁了，党校也翻新改建面貌全新了，我还是不愿意去。每当路过这两个地方，我的脑海里立即就会浮现出爸爸那深深看我们的一眼，我的耳畔就会听到弟弟在寒风里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