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1969年小事记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市县记叙一段时间发生的主要事件，称为“大事记”。而这里记叙1969年我们家和我自己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个“小事记”吧。

    1969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晚上，只有妈妈跟我们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说：“咱们在家过年，你爸爸还不知什么样呢！”正说着，就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爸爸推开门进来了！我们都喜出望外！妈妈忙不迭地给爸爸打水洗脸拿碗端菜，我们也兴奋地跑前跑后。爸爸瘦了些，但精神很好，他说他的问题还在审查，但是过年让回家了。过了年还要去，以后可以经常回家了。自从去年5月30日爸爸被造反派抓走后，已经被关押8个多月没回过家了。文革开始后近三年来，我们全家还是头一回这么高兴！

    不久，爸爸被正式“解放”。我们家总算熬过了这一劫！

    跟爸爸同期转业的原省军区一位团级干部，被分配到一个工厂担任领导职务，在文革初期也被关押揪斗，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在看押劳动期间，被倒塌的煤堆砸死了。他没能熬到被“解放”那一天。

    3月份刚开学不久，就传来了中苏边境爆发珍宝岛战斗的消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学校组织观看大型纪录影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召开大会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央精神，组织示威游行。

    4月份，中共“九大”召开，哈尔滨全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举行欢庆活动。学校也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活动，传达会议公报。

    姥爷从河南来了，表姐慧君也来了，她是前几年从大连下乡到青年点，休假期间来的。自从爸爸被关押后，妈妈工作又忙，我们家白天只有几个孩子在家，经常连饭都吃不上。现在爸爸回来了，姥爷和表姐又来了，家中热闹起来。表姐从小在农村长大，非常勤快，每天做饭洗涮照顾我们。

    舅舅也来了。他是参加珍宝岛战斗的炮兵部队参战归来。他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战斗期间被炮火炸断的树枝还有炮弹碎片，还给我们讲了很多战斗故事。舅舅当年不到40岁，英俊魁梧，身穿草绿军装，佩戴着鲜红的帽徽和领章。他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现在又参加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斗，用大炮打败了苏修，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晚上，妈妈做了丰盛的饭菜，爸爸举起杯敬姥爷、舅舅和表姐，爸爸说：“你们祖孙三代在这里齐济一堂，真是不容易，我们干一杯！”

    6月份，学校成立红小兵组织，准备在学生中发展第一批红小兵。文革开始后，原来在小学中的少先队组织被取消了，红小兵就是取代少先队的小学生组织。首先是在班级选举，过去我在班级同学中的威望很高，选什么差不多都是最高票当选，可是，自从元旦后我遭遇“偷钱门”和“逃学门”之后，我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难免大打折扣，第一轮选举全班50多人我才得了19票。何老师显然很不满意，她当堂讲了很多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谁都听得出是在支持和力挺我。老师说完又重选一次，我得了27票。第二天，在已经选出的同学中又选举一次，这次是准备上报的最后名单，我得到49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过去老师看重我培养我，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又偷钱又逃学，同学们对我有看法也是应该的。可是老师没有对我失望，依然支持我，简直是在抬举我，真让我又感激又羞愧。下午，同学送来一张表格，说是让家长单位填写的，这就等于是批准我入红小兵啦！我高兴极了，赶紧给爸爸单位送去。几天后，这份表格被密封拿回来了，我交到学校，结果是，第一批红小兵没有我，很明确地告诉我，学校工宣队把了关，我的家庭出身和爸爸问题正在审查。

    我的心里很难过，从小我一直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现在自己走了弯路，还因为出身和爸爸的“问题”受影响，连红小兵都入不了。但是想一想，老师这么培养我信任我，同学们也够意思啊，我还要努力加油啊。

    我给北京的叔叔写了封信，请他给我寄几本小语录来。几天后，叔叔单独给我写了封信，寄给我五本崭新的非常精致的小本《毛主席语录》，我把这几本小语录交给老师，请她转送给班级第一批加入红小兵的几位同学。此后，我和马遂、鲍军明多次组织同学给班级大扫除、张贴画报、布置教室，为班级和同学做好事。学校还开展了慰问珍宝岛解放军活动，学生们每人献一枚毛主席像章。老师还让我和马遂代表班级写慰问信。

    一个多月后，在发展第二批红小兵时，我们班我和马遂、鲍军明当选，其中我在班级得到了最高的51票，我终于加入了红小兵。

    7月，爸爸参加了省里组织的“贫下中农宣传队”下乡走了。这是全省直文化单位几百名干部组成，由爸爸带队。

    黑龙江作为对苏最前沿的边疆，备战气氛日趋紧张。经常进行防空演习，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各单位动员疏散，把老人儿童疏散到内地去。姥爷和表姐都要走了，妈妈也想把我们几个孩子疏散到河南老家去。我们一听可高兴了。河南家乡只是在妈妈和姥爷的讲述中无数次地想象过，如果真到那里去生活该多有意思啊！妈妈写信跟爸爸商议，爸爸比较冷静，他说战争不会这么轻易就打起来，还是先观察一段再说。我们就没有参加疏散。

    我们学校的同学不少老家在关里或南方的，都疏散走了。我们班的周杰，就是在我和马遂排演的活报剧《刘少奇访问印尼》中饰演王光美那个小男孩，他老家是南方的，就准备疏散走了。全班同学都去送他，还到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照片。当时学校要求，送同学不能影响上课。老师特别要求我们班干部不能违反纪律，所以我和马遂就没能参加送别和合影。整个送别活动都是鲍军明组织的。我和杨连生（在活报剧中演刘少奇的那个）与周杰合照了一张照片，我们都是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摆着文革时期的标准姿势。照片冲洗出来后，被何老师看见了，她笑着说：“这个照片照的好，你看杨力卫咧着个小嘴笑的多好看！给我一张！”

    学校的红小兵也参加了军事训练，练习队列、走步，还进行了军事野营拉练。早晨从学校出发，从松花江大桥走到江北，然后进行军事演习，攻入“敌占区”，消灭“假想敌”。要冲过独木桥，翻越障碍，抛投手雷。我的成绩不佳：独木桥跑了六七次都掉下来了，障碍也翻不过去，四个手雷我只打中一个。

    暑假之后，8月中旬开学。第一个星期就是办学习班，落实“七二三布告”，开誓师大会，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和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紧接着省军区派来“军宣队”，宣传“八二三”命令，据说是中国革命以来一共才发过三次这样的命令。班级和红小兵都写大红决心书贴在学校墙上，我们班红小兵的决心书是我写的。

    学校开始军事化管理。六年级8个班组成一连，五年级1——7班组成二连，8——14班组成三连。我们班级本来是五年四班，现在成了“二连四排”。今后评选先进就要评“四好连队”，“五好排”，“五好战士”。每个连队由4位老师和3位学生组成连部，我们连一个老师任连长，一个管教育改革，一个抓纪律，还有一个管什么不记得了。3名学生一个是我，担任副连长，还有两个别的班女生。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了“连级干部”啦。

    9月，松花江洪水猛涨。每小时上涨20——40厘米。据预报，这次洪水超过1960年，仅次于1957年。我们学校就在江边，我们每天都跑到大堤上去看。后来大堤戒严了，除守护人员外禁止一切人上去。远远望去，江水滔滔已漾到堤顶，堤上堆起一米多高的防洪土袋。后来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了。

    1969年的国庆节是建国20周年，学校组织我们去红卫兵广场——过去的八区广场，我们都身穿白衫蓝裤，任务是组字，广场上由人群组成巨大的“毛主席万岁”字样，我们学校负责组“万”字，事先已经排练了很久啦。20多个大气球飘在空中，下面系着大副标语。人们拿着无数的红旗组成了红色的海洋。大会开始，礼炮声震动着大地，军乐队奏起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游行开始，队伍多极了，全是民兵，手握钢枪，非常雄伟。晚上，礼花灿烂，照亮了夜空。

    学校为了加强管理，成立了“红哨兵”，由每个班级选出一个学生组织起来，帮助老师和学校维持秩序，我们班又把我报上去了。跟我要好的一些同学私下里跟我说：“当红哨兵得管别的班的淘学生，学校规定上学不能带玻璃球瓦斯盖，你们要到各个班去翻兜，发现就没收，可得罪人啦！”可是老师让我去，我也没法不去。就这样硬着头皮当上了“红哨兵”。

    “红哨兵”们每天放学后要轮流值班，在学校收发室每天有老师值班，再加上两个“红哨兵”，帮助老师维持学校秩序。如果有学生违反纪律，除了批评教育之外，要记下姓名、班级、违反纪律情况，上报学校。

    跟小岛秦颂（当然是他现在的博客网名）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在五班，现在叫“二连五排”，也被推选来当红哨兵。他个子当时跟我差不多，也很瘦弱，皮肤比我白净些，性格比我开朗。非常聪明，学习好。

    当“红哨兵“这段时间，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走出了原来班级的范围，有机会跟别的班同学接触交往，而且这些同学都是各个班级选出来的好学生，他们学习都很好，思想品德也很优秀，素质都比较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像小岛提到过的胡连和、蒋本福等，他们都高我们一个年级，更成熟。

    红哨兵的活动一直进行到年底，寒假后我们就小学毕业了。

    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范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由各连各排推选代表在学校大会讲用，我们排——也就是我们班的代表是我。

    讲用会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写了长篇大论的讲用稿。小岛也被他们排推选为代表，我们俩同台讲用。在他发言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我很注意地看了看他的发言稿，字写的好而且极其工整。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发言稿最后边，把当时非常多引用的林副统帅那段“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简化写成“读听照作”4个字。我心想，还是人家聪明，少写了多少字啊！

    学期结束。寒假期间，我的牙突然疼起来，妈妈带我去了211医院诊治。我又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我的摇篮，我儿时的乐园，感到格外亲切。治牙一次治不完，妈妈就把我托付给我小时候的“丈母娘”芦阿姨。芦阿姨带我去了她家，我又见到了儿时青梅竹马的小芦莎。

    多年后我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道；

    她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了。她比小时更美了：一张嫩白的小脸儿不胖不瘦，长长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细直的鼻子，秀气的小嘴儿，两只纤巧的耳朵埋在乌而微黄的软发里，只露出耳根。偶尔轻轻一笑，两片鲜红的薄唇下便露出一口雪白的洁齿，泛起微红的两腮也会显现出一对又深又圆的酒窝，分外美丽，动人。她还是那么文静、温柔，声音还是那么悦耳。“丈母娘”好好招待了我一顿丰盛的饭菜，临走，她又满满地装了一瓶苞米花给我。

    将近20年后的1988年春天，我在北京读研毕业前夕，因事又来到211医院见到芦阿姨。那天晚上，芦阿姨一定要我去家里吃饭，我再次见到了芦莎。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她非常瘦弱，似乎比印象中矮小，也不怎么说话。倒是她的妹妹小淼非常活泼，神采飞扬唧唧喳喳说笑着，让我依稀看见儿时的影象。饭后，天已经黑了，我告别出来，芦莎一直把我送到大院门口。她已经是五岁儿子的妈妈了，我也是五岁女儿的爸爸了。我们都永远告别了儿童时代，进入成年，有了各自的生活和人生道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互相祝福吧。

    当年她送我苞米花那个小瓶，至今我还保留着，瓶子里，也许还残留着岁月的河流冲刷不去的几许回忆。

    1969年底，我年满12岁。来年三月，就要升入中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