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老师和新同学

    我们班本来应该是六年一班，因为现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所以原来的班称为“排”，年级称为“连”，所以我们班现在叫“六连一排”。

    我们的班任老师叫兆忠舫，是个不到30岁的女老师，大高个，短发烫过，大眼睛，高鼻梁，五官端正，人很精神。走起路来仰头挺胸，就像舞蹈演员一般，很有架势。讲起话来嗓门大，语速快，又非常直爽，心口如一，直来直去，人称“大炮”。

    兆老师在小学时是二班的班主任，这次分班，她原班的很多学生跟随而来，有的是学校分配就在这班的，也有分班后从别的班跑来的。因为我们升入中学后原来小学的班级被打乱重分了，而学生们都不太喜欢这样，很多学生都留恋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千方百计地想回到原来老师那里。为此，足足有一个星期各个班级都不太稳定。学生的这种行为甚至影响到班级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记得刚开学不久，两个已经分配到何老师班级的男生——老谢和力男就跑到了我们班，他们小学时就是二班的，是兆老师原来的学生，他们坐下就不走了，兆老师也默许了。何老师到我们班来找，他们也不回去。何老师有些生气了，站在门口说：“原来四班的同学，谁愿意回我们班？也可以回去！”我们班有几个原来小学四班的学生站起来拿了书包就出去了，何老师还站在门口，我知道，她是在等我。我的心里矛盾极了，其实我何尝不想回到何老师那个班？但是我觉得既然学校已经重分了班，还是应该服从分配，要不岂不乱了套啦。尤其我觉得因为有两个学生从何老师那班跑过来，已经引起很大矛盾，如果我再走了，矛盾会更大。我低下头，不敢看何老师的眼睛，我觉得时间过去了足有一年，何老师什么时候走的，兆老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上课了，上课讲的什么，我全然不知，只觉得心乱如麻。我终于还是留了下来。

    班级——应该叫“排”——学生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小学一班的有一部分，男生主要有宋庆军、蒋永杰、王立平、张伟等，他们的特点很鲜明，都比较注重穿着打扮和外观仪表，头发都很有型，戴帽子都很注意位置，衣服裤子都很注意式样和整洁，皮鞋都擦得很亮，经常掏出小镜子来整理一下头型什么的。他们都有体育特长，乒乓球、足球、游泳、滑冰样样都有模有样。原二班的也就是原来兆老师那个班的有一部分，男生有秦晓辉、谢雄福、艾力男等，女生有赵洁敏、姚丽、林影等。这两部分学生是我们排的“主力”，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其他班级凑来的散兵游勇了。小岛是从小学五班来的，他是我的红哨兵伙伴，也是我的讲用会伙伴，现在终于成为同窗同学了。

    虽然我不是原来兆老师的学生，应该说，兆老师对我还是非常重视的，也许是在小学时期我经常在学校讲用大会上出头露脸给她留下印象的缘故吧。在排委会尚未选举之前，老师就指定我为排里的“勤务员”，每天领全排同学“天天读”，每天上课时带领全排“敬祝”，程序是这样的：每天上课前，老师进门站在讲台前，我就喊：“全体起立！”全排同学就齐刷刷地站起来，我接着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同学们一起敬礼，然后齐声喊：“毛主席万岁！”我再喊：“坐下！”同学们“呼拉拉”坐下，然后开始上课。如果是上英语课，这些内容要用英语说。中学时代我一直负责喊“敬祝”，喊了几年，直到后来改成老师和同学们互相问好才作罢。

    我的弱点还是很快暴露出来了。我应该能管好自己，也能认真地去做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但是我首先是真的不愿意刚到一个新集体就被指定当什么干部，管这管那，我宁愿当普通学生，好好学习，自己管自己就得了。可是总是不能幸免，总被老师看中。而且因为这次升中学分班的事弄得心烦意乱，也有点没心思。所以，工作起来不够大胆，不够主动。兆老师也不太满意。在排委会选举时，宋庆军被选为排长，我是副排长。兆老师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指出我“工作不主动，帮助和团结同学不够，不能团结大多数，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我们排的排长两年换了三次，先后分别是宋庆军、秦晓辉和谢雄福，而我这个副排长却一直干到了底。就好象是扑克中的“主牌”，麻将里的“惠”，谁当排长都是我来配合。其实这个“副排长”有点像美国的副总统，实际上可有可无，只是在排长不在或忙不过来时才出现。我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副”职，直到我下乡后还担任过几个“副”职，比如农工班副班长，农工排副排长，连队副指导员等等。

    兆老师批评我不能团结大多数同学，应该说在当时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刚到新班级，跟新同学都不熟悉，所以最开始肯定是跟以前熟悉的同学来往多些，比如原来在小学时同班的同学们。比如我们院的孙祖平也跟我同学了，每天他都来找我一起上学，如果他先吃完饭，就在我家楼下喊我，如果我先吃完饭，就去他家找他，然后我们一起走。孙祖平很聪明，数学很好，还当过数学课代表。比如小岛，他爸爸和我爸爸曾在省军区一个部门工作，我跟小岛在小学一起当红哨兵，一起参加讲用会，过去就熟悉，而且我们性格爱好都比较相近，比较“臭味相投”，真有一拍即合的感觉。

    时间稍长些，同学们互相熟悉了，原来小学班级的界限也就打开了。先是跟老谢——就是谢雄福、力男、亚军玩的多些。老谢家离学校很近，是个小平房。他爸爸在友谊宫做大厨，妈妈做家务，也卖冰棍补贴家用。老谢年龄比我大将近两岁，非常朴实，能吃苦，劳动能力很强。他家养着一只大狗非常凶猛，我第一次到他家时不知道，一走进他家的胡同，那条大狗就“汪汪”地吼叫起来，而且带着一条粗粗的铁链子就猛扑过来。吓得我转身就跑。老谢有一套两本《烈火金刚》，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打鬼子的，老谢拿这两本书可是没少忽悠我们，跟我换《红楼梦》《水浒传》看，跟小岛换《平原枪声》看，反正逮着谁有书就跟谁换书看，这两本书被他真是用到了极至。

    小岛家逐渐成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当时上学是二部制，有时候是上午上课，有时候是下午，课外作业也很少，大把的时间玩。小岛家比较宽畅，好几个房间，带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白天大人都上班，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他家也有很多书，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本就是《平原枪声》，也是写抗日战争的，记得开篇第一句话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还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我也读过多遍。他有个小妹妹，那时才几岁，梳着小短发，整天跟着我们转来转去的凑热闹。他家还有只小花猫，黑白花的。我们在他家最常玩的就是打扑克，有一次玩过了头，过了上学时间，只好挺到课间操时间才进教室，因为是好几个人没来上课，又有副排长（我）又有学习委员（小岛）的，很惹眼。我们一进教室，满屋子的男生全“呜呜”叫着哄我们，当时真的好尴尬。

    上中学后，同学们之间不再玩小学时的游戏了，但是有一阵男生在课间流行玩“顶拐”，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盘起用手把住，单腿跳动着前进后退，用盘起腿的膝盖部分撞对方，把对方撞倒或撞的两腿着地就取胜。这个游戏可以两人玩，也可以多人分伙玩。那时候玩得很来劲，一下课找个地方就顶，我的战绩还不错呢。有一次老谢把别人都顶败了，自己金鸡独立站在那里得意洋洋的，不料孙祖平从几米远的一个小上坡拼尽全力蹦下来猛地冲向他，一下就把他冲了个大跟斗！

    去年我在电视上看到，真有这种运动，还有世界性的比赛，运动方法和比赛规则跟我们当年玩的“顶拐”基本一样，只是它有个场地限制，谁出圈了就算输，而我们当年没有这个限制，你顶不过可以跳着逃跑，没倒就不算输，所以每次玩孙祖平都是顶几下就逃开，然后找机会又回来偷袭，让老谢吃了个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