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尹国江的故事

    尹国江，是我初中和高中四年的同学，也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都是在通江小学毕业的，小学时不是一个班，互相不熟悉。进入通江校“戴帽”中学后，我们是同班同学了。那时候，他是个非常普通的男孩，很老实，小个子，脸白净净的，也不怎么爱说话，跟着那些年龄大点的男孩后面参加各种活动。记得有一次班级里比赛足球，他是守门的。那时候我们这种业余玩法，会踢两下的都是前锋，不怎么会踢的踢后卫，比如我和小岛之流，最不会踢球的才去守门。对方冲过来射门了，力量很大，他跳起来背对着射过来的球想把球挡出去，结果没挡住。有一次班级里搞一个什么活动，他的动作慢了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他一句，却看到他眼圈都红了。

    从通江校初中毕业进入四十中，他跟我分在一个班。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学校、老师、同学全是新的，我和他作为原来的初中同学，关系一下子就亲密了许多。而且，在高中时代，他的变化非常明显，很快令我刮目相看了。

    这是我们进入四十中学后，原通江校初中同学合影留念，我俩站在一起。

    自从我来到这个班，感觉到班风不正，一些男生淘气、打架、逃课，我作为班长又管不了他们之后，我就远离了他们。对一切只做不知，专心地按自己计划充实提高自己，锻炼自己。这些同学对我也是敬而远之，还经常时不时地敲打我一下，什么别到老师那里去告状了什么的。总之，我和这些同学之间，界线已经非常分明，互不往来，各走各的路。

    而尹国江的为人，这个时候就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方面，他能和那些同学打成一片，关系良好，整天混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很注意保持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太过分的事情不做。另一方面，跟我一直十分亲密，无话不谈。而且，他很自然也很有意识地做着那些男生们和我之间的沟通工作，帮我们消除误会和隔阂。他经常到我家来玩，我家书很多，爸爸还订了几份报纸，上午或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国江经常带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来看书看报，或者找我出去跟他们一起游泳什么的。他还经常告诉我这些同学的一些事情，介绍些他们的爱好、特点和为人。他做这一切很自然，看似不经意，却很执着很持久也很自然。我体会到了他的善意和良苦用心，也很欢迎他带同学来跟我交往。就这样，国江成为了我在四十中学时期跟一些与我看似格格不入的男同学之间沟通交往的一个渠道，一架桥梁。

    国江的座位就在我前排，每天我们的交往非常方便，他一回头就可以跟我讲话。他经常问我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另外也经常跟我讲些别的话题，很多小道消息，很多在当时我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话，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有一次他告诉我，听说这两年就要恢复高考了，很多人都转学降两级，这样可以晚两年毕业，多一些学习时间，到时候参加高考，就不用下乡了。问我想不想这样做。他可以找到门路，我们一起转学降级。还有一次他说有个美术班，参加可以学画画，那里的女生都特开放，看男生比较优秀的，都会给你主动写小纸条，跟你交朋友。

    我注意到，国江比在通江校的时候，长高了，长精神了，有点年青小伙的模样了，穿着打扮也讲究了。我们那时候正值青春发育期，脸上偶尔起个粉刺之类的小疙瘩，大家都戏称之为“青春美丽痘”，我对此从不以为意，任由其自生自灭。可国江却非常在意，对着小镜子挤呀挤的。他自己挤还不算，只要一看到我脸上出个小痘，就非常热心地非要给我挤，我可从来没让他挤过。

    国江家住在红霞街，是个居民大院里的平房，门前有木板帐夹了个小院子。国江经常请我到他家去玩。国江的奶奶当时60多岁，是个很精神的小脚老太太，一口山东话，为人非常开朗热情。他妈妈40多岁，是位非常和善的中年妇女。他还有两个哥哥，都大我们好几岁，个子很高，都参加工作了。我每次去，国江都把我领进他家的一间小屋，然后拿出些非常秘密的东西来招待我。他搬出一架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老唱片，随着唱针刺着旋转的唱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一些声音就如同穿过久远的时空隐隐传来。有民国时期号称“金嗓子”的周旋唱的“桃花江”“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有相声大师侯宝林说的相声段子“夜行记”等。听着这些歌曲和相声，就如同走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时文革已经7年了，这些歌曲相声在当时无疑是最标准的“靡靡之音”，是“黄色歌曲”，“封资修”的货色。这些东西不知如何躲过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在1973年的夏天，在一个民间的低矮小屋里，面对我们两个尚不谙世事的少年，顽强地表现着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我一方面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这些是“毒草”，是“封资修”的东西，应该批判；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感染，享受着偷吃“禁果”的快感。

    国江还经常偷着借给我一些“禁书”看，有《济公传》、《琥珀连环》、《小八义》等，也有《大卫.考伯飞》。真正是“封资修”的“毒草”啦。

    应该说，在文革时期，在“左”风盛行的文化荒漠时期，是国江给我打开了一道窥探传统优秀文化的门，在我当时完全被红色思想灌输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关于转学降级的事，我跟爸爸说过。爸爸批评了我，他告诉我，这就是变相的逃避下乡，绝对不可以考虑。此事就作罢了。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国江因身体有病留城安排工作了。在我下乡期间，每年过春节国江都和同学们到我家看望。我每次探家回来，他都来看我。1976年春节期间，国江和我们初中的几位同学找到我，一起在照相馆合影留念，当时小岛还穿着军装。1979年，知青返城风大起，当时我正在探家，国江专门来看我，对我说：“你当年是主动报名带头下乡的，一直都干得很出色，但是现在你可别想不开，赶紧办返城吧，现在时代变啦！”他是担心我转不过这个“弯”来呀。

    在我接母亲班回到哈尔滨后，国江又来看我，他知道我对考大学还没死心，又劝我：“能考上更好，如果考不上也没什么，咱们在学校也没学到东西，咱们这一届几百毕业生有几个考上的？你也下乡辛苦几年了，找个对象，过几年成个家也挺好啊。”

    1979年夏天，在我准备高考的最后一天，国江带着高中一大帮同学来到我家，一定要把我找出去到江北野游。他说：“该看的书你都看了，怎么也不差这一天，出去轻松一下，也许考的更好呢！”盛情难却，我只好放下书本，跟同学去玩了一天。那一年高考，我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大一的第一个寒假里，我去看国江。那时他在通江街道办（当时叫公社）工作，是一个安静的上午，他值班，我们俩在他办公室里聊了很久，天南海北，工作生活。国江跟我说，同学里也有很不错的女生，她们还都希望找个大学生做朋友，如果我有这个意思，他可以帮我牵线。说完了话他约了几个同学出来聚一聚，有男生也有女生，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虽然我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但我从心里感谢他。

    大学期间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三，初中同学晓辉的婚礼上。

    1983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准备结婚了。婚礼前两天，我跑着通知一些同学好友，那时候没有电话，找谁就得上谁家。初中的同学已经告诉了，高中的同学还没通知。国江是我跟高中同学之间唯一的联系人，我就径直去了他家。

    在道里区红霞街，我走进了那个熟悉的大院。在那一排木帐子夹着的小院子门前我有点犹豫，因为这几个小院外表很相似，几年没有来我有点分不清哪扇门是国江家了，就在门外喊：“国江！国江！”

    一扇门开了，一位中年妇女走出来，是国江的妈妈。我喊：“阿姨！我是国江的同学。”阿姨点点头，把我迎进小屋。

    我刚走进去，就见正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国江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我心里一惊，有点不知所措。阿姨一边让我坐下一边说：“你好久没来了吧？国江都没了一年多了！”

    我怔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脑子里轰轰作响，嘴半张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阿姨说：“国江经常说起你，你今年大学该毕业了吧？是不是也该结婚了？”

    我从震惊中勉强支撑着，支吾着说大学就要毕业了，我就是来告诉国江的。我只字没敢提结婚的事，怕阿姨伤心，又胡乱客套了几句什么，就赶紧告辞出来。

    我是一路流着眼泪跑回家的，没再找高中的同学，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因为，没有了国江。

    后来我才知道，国江过去身体一直有慢性病，在1982年夏天严重了，住院治疗期间，我们初中的几位同学如老谢、力男和林姐姐等都去看望和照顾过他。那时，我的妈妈已经病危，我的整个暑假都在医院照料她，直到妈妈去世。我丝毫也不知道，我的好友国江这时也正在跟病魔做着最后的斗争。我不知道，在他病危的时候，在他即将辞世之前，是不是想到了我，有没有怨我不来看望他？虽然我当时忙于照顾妈妈已经是天昏地暗，但如果我知道他的病情，我也一定会抽空去看望他，现在，这已经是个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了。

    至今我们初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还经常会提起国江。但国江已经永远不能参加同学的聚会了，他永远定格在1982年的夏天，定格在26岁的青春年华。